阅读对个人而言是一个心理认知的过程，相较于少数精英人物，普通读者在历史上留下的阅读痕迹极为稀少，如何重现那些真实读者的阅读行为，始终是阅读史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史料的搜集与运用，关系着阅读史研究的质量与说服力。因此，发掘新史料或者创新史料的解读方式，是推动阅读史发展的有效方法。袁一丹提出，阅读史研究宜沿用“二重证据法”，即将文本内证与实物发掘相结合[1]。除了反映读者阅读的文献记载（如书目与引文）外，读者实际阅读到的文本物质形态也能够如实地还原读者阅读的具体情状，是值得注意的实物史料。“二重证据法”为阅读史研究过程中史料的搜集工作划分了可供实践的两个方向。
文本内证的史料主要包括名人随笔、日记，以及读者撰写的评点、书话等。目前而言，日记和书札史料[2]生动地反映了读者的日常阅读，是史学领域学者刻画阅读经历时最直接的凭据。评点[3-6]、书话[7-9]等介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之间的文体，直观记录了阅读中或阅读后的所思所想。这一类偏重于内容鉴赏的史料，多为文学领域学者使用。此外，韦胤宗借鉴西方阅读史学者的观点，提出“批校”（marginalia）可作为阅读史研究的史料来源[10]。与“评点”不同的是，批校往往由读者亲手写成，在文献所载内容本身的价值之外，更带上了实物意义上的历史现场感。在具体研究中，韦胤宗便实践其观点，以清代“批校文化”的先导者何焯为对象，考察“批校文化”兴起与盛行的过程，及其对于清代阅读、思想与文化之影响[11]。
文本与读者之间，是通过具体的书籍联系起来的，实物史料能够展现具体、真切的阅读对象，对还原读者阅读的真实情境大有助益。法国文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副文本”概念（Paratext）[12]，以及新西兰目录学家麦肯锡（Donald Mckenzie）的文本社会学理论（Sociology of Text）[13]，为理解实物史料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国内以副文本为阅读史料的研究关注到了文学广告生成的阅读市场[14]，以及序跋对原始文本意义的多角度重构[15]。文本社会学理论的运用上，美国学者何谷理（Robert Hegel）研究明清小说的版式形态、插图风格，分析明清世人的小说阅读与收藏风尚[16]。国内学界的关注点则分布于古代石刻文献[17],[18]、魏晋时期纸简替代[19]、19世纪后半期的机器印书[20]等载体形态衍变对阅读产生的影响。
此外，受文本社会学理论启发，文史学者关注读物版本，试图复原文本在历史上的具体组织与呈现方式。如张婷收集了131种不同版本的《大清律例》、65种讼师秘本，以及诸多圣谕宣讲底本，深入分析了清代法律知识的出版传播与阅读接受[21]。叶晔通过梳理《牡丹亭》中所集唐诗在明代的选本、丛刻等收录情况，还原汤显祖所阅读的唐诗素材形态，进而呈现其唐诗知识结构与阅读状况[22]。朱新屋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扬州十日记》的多种文本形态，包括合刊本、单行本、案语版、绘图版、白话版、戏剧本等以及相应的流传途径，探究该书如何建构了读者共同的阅读心态和历史记忆，从而对辛亥革命宣传起到深远作用[23]。另外，有研究思考作为“物质实体”的书籍在人们的阅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如何予明对作为物品、商品以及文化工具的明代流行图籍展开分析，阐释这些文献在明人阅读生活中的功用[24]，是阅读史与文本社会学理论、物质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崭新实践。
从创作者的“作品”，到附属于作品正文的“副文本”，再到文本社会学强调的“物质形态”，文本的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而如果研究者试图大胆地抵达文本更广义的内涵，或许亦可对阅读产生新的认识。原始文本在创作者手中诞生，与副文本共同构成环绕正文本的释义场，并被赋予实体形态。而当文本进入社会，被读者消费、使用时，读者所阅读的，不仅是由正文本与副文本、内容与物质形态组成的书籍，还有该书籍赖以生存的过往历史与当下社会。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本”的概念中，“阅读”的意涵也得到了深化或拓展：人类的阅读对象不止于正文本，阅读行为更非完全居于正文本的掌控之下，由副文本及文本物质形态所构成的书籍，乃至书籍背后整个沿时间与空间展开的历史脉络及文化生态，都无声地影响着读者的阅读活动，进而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与集体心态构成某种形塑力量。
除了直接反映读者阅读行为与所读书籍的史料之外，亦有一些材料可从旁佐证读者的阅读状况，阅读史研究对这类史料的灵活运用，体现了史料读解角度的创新。西方阅读史研究中常用的侧面史料包括教育档案、法律文件、财产清单、图书馆借阅记录等[25]。此类史料聚焦于书籍的生命历程，包括生产、流通、接受、收藏与再生产等多个环节，因而多为出版史、图书馆史、文献学等领域学者所重视。例如石路遥综合采用藏书目录、信件、档案、书评以及文本涂改痕迹等史料，推知明末清初西方解剖学知识在华流传和阅读的历史过程[26]。刘永华利用晋南、粤东、河南开封、香港新界的四份售书账，考察后五四时代内地乡村及下层社会的书籍流通[27]。王安乐根据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借阅记录，分析民国时期天津读者群体的规模和构成及其阅书类型[28]。
但是，西方阅读史常用的诸如书籍订单、书商通讯、行业帐簿等史料，是基于其书业高度商业化的现实背景。而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兴起较晚，组织形式亦有分别，如若不假思索地移植西方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势必遇到史料稀缺与阐释错位的问题。中国古代手抄本、非谋利书籍的阅读史料，尤其应结合实际再行挖掘。戴思哲（Joseph Dennis）便关注到地方志这一文献类型，不仅将地方志作为研究对象，也作为史料来源，对其自编纂动因、生产过程、传播途径到阅读使用的整体“生命史”进行系统分析[29]。国内相关研究如徐雁平《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提出要关注“动态的文献”或“有社会情缘的文献”，讨论了书估、抄本、文人交际、家集编刊、小说戏曲阅读等话题，体现出清代文献的时代特色与本土特色[30]。李仁渊利用19世纪闽东山区陈氏家族的刻本与手抄本藏书，考察人们对这些书籍的阅读与使用，描摹乡村的文本流通与知识传播图景[31]。正如赵益指出，明清时代的文人阅读资料极为丰富，“符合中国书籍史对象属性的问题，如文献与思想、学术、文学、政治的关系，士人阶层与文献的主客互动，并不缺乏材料”[32]。
（法）卡米耶·柯罗：《戴花冠读书的女子》，1845
《儒生捧简阅读图》，东汉，1972年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市白庄
阅读史研究可作凭据的史料有待继续开发寻觅，研究者也需要对既有史料进行独特的领会与解读，甚至从“阅读周边”出发，挖掘有关阅读行为的蛛丝马迹。如有学者结合图像史研究，从中西绘画作品[33]、汉代画像石（砖）[34]中读解历史上的阅读对象、阅读环境、阅读方式与阅读观念，开辟出了新的史料类型与读解方式。同时，从收集直接反映或间接暗示阅读行为的史料，到描绘出真实读者的阅读状况，乃至推测读者阅读行为背后的思想与心态，亦非想当然的过程。如何将有关读者行为的史料与“阅读”这样一种抽象的思维过程联系起来，需要研究者基于寻常史料进行合理想象。而如何发挥想象、想象发挥到什么程度，才能称得上是具有创造性而非过度解读，是处理研究材料时最费思量之处。当然，所谓“史无定法”，在实际研究中，史料来源并不局限于上文归纳的类型，亦不会拘囿于某一学科范围之内，任何材料的搜集与解读都应根据具体问题的需要与侧重来展开。
往期 推荐
阅读史研究的“内外取径”与“古今视野”
参
考
文
献
References
1 袁一丹.“书房一角”：周作人阅读史初探[J].现代中文学刊，2018(6):69-76.
2 日记书札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为个人阅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目前阅读史研究已经开始使用的个人阅读记录类史料有胡适《胡适全集》《胡适留学日记》、周作人《周作人日记》《知堂回想录》、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张棡《张棡日记》、闻一多《二月庐漫记》、恽代英《恽代英日记》、皮锡瑞《师伏堂日记》、黄金台《听鹂馆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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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副文本概念包括“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有他人留下的标志”。参见：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M].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71.
13 文本社会学理论对于物质形态（包括纸张、装帧、印刷等非文本因素）投以特别的关注，探究文本意义的构建如何依赖于文本的物质形态，并进一步讨论读者的意义阐释如何受到物质形态等非文字因素的影响。参见：Mckenzie D.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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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21世纪以来国内阅读史研究述论》
载《图书馆杂志》2023年第12期
图片来自网络
作
者
简
介
褚欣桐，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出版六家”公众号后台编辑。研究方向为出版史、书籍史与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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