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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编先说
周浦中学大名鼎鼎的顾持久老师，认识他，但他没有教过我。今天读了钱天镛老师的文章，似乎我和钱老师当年坐在一起倾心听完了顾老师这一学期的政治课，随着钱老师听课的深入和顾老师讲课的推进，我对政治课思路认知逐渐被清晰，三观被端正。原来我们的“社会发展简史”被顾老师“百讲”、“瞎讲”后，是更生动形象，更深透改观。这种好文实在难得。感谢钱老师带我们走进六十年代初的周浦中学聆听了顾持久老师别开生面的“政治课”！
作 者 简 介
钱天镛，1962年入读周浦中学初中，1965年毕业，入读上海港湾学校。1969年毕业分配去甘肃，先后当过农民、林业工人、勘察队员。1977年参加高考，入读兰州大学。1982初毕业，回上海当老师直至退休。
最精彩的政治课
——回忆顾持久老师
钱天镛
▲当年周中初二（部分）班级
我当年读小学时还没有政治课，从中学到大学，政治课读了十来年，总体感觉是思想灌输，政治说教，枯燥无味。但初中两年的政治课却是例外。
初一暑假里我生了一场重病，初二开学时尚未痊愈，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唯恐上学后跟不上教学进度，在家养病时也把初二的课本拿出来看看，代数、几何、物理还做了些习题，算是自学吧。把政治书《社会发展简史》也翻看了一下，薄薄的一本，提纲挈领，没有血肉，单调乏味。初一时的政治书还是比较厚的一本，自己看看还有点味道，但陈信诚老师讲课就是照本宣科，令人兴致全无。心里在想，初二这本薄书，听陈老师课就更没劲了。
病休结束后去学校上课了，发现几乎所有学科的任课老师都不是初一时的了。政治老师是一位秀气英俊的青年，戴了副眼镜，同桌告诉我他姓顾，是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正式讲课，操的是一口蛮标准的普通话，不像初一时陈老师那口地方音很重、难以听懂的普通话。不是正式讲课时，顾老师讲的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当时我们学生全是浦东周浦及附近的人，听他这种语音很是舒服。
▲当年的 顾持久老师
因为开学已一月，课已经讲到资本主义的萌芽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已经讲过去了。我在想，如此神速，半个学期就可把这本书讲完了，随后我们干啥呢？
为了明白老师的讲课进度，我边听边去书上寻找。但顾老师讲得太生动了，我书上尚未找到相关内容，却已被他的讲课吸引过来了。他的讲课就像在讲故事，细致描述，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特别适合十几岁的少年。初一时同学们都爱听郭祝三老师的历史课，就像听历史故事一样，没想到这政治课比那历史课更好听。对于中国历史，还曾从章回小说中略知一二，而这世界历史是闻所未闻，甚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这是我听顾持久老师第一堂政治课的体会。听得入迷了，顾不上看课本。放学回到家里，拿出课本对照一下，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地方。仔细回想，耳朵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尼德兰”三字，才在课本上找到了相关段落，原来是要讲欧洲最早，当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但还没真正讲到革命，只是在讲其爆发的原因。讲了整整一节课，书上只是一句话，但却让我们听得如痴如迷。记得初一政治课上，课堂里学生的小说话不断，当嗡嗡声逐渐增大，压过老师的讲课声时，老师只得停下来整顿课堂纪律。现在的政治课上，只有老师一人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底下都聚精会神地在听，连做小动作、思想开小差的也没有，更不会有交头接耳的小说话了。
我顿时对政治课有了兴趣，盼望着三天后的第二堂课。第二堂课还是在分析尼德兰革命的诱发因素，虽然不是激烈的战斗故事，但照样吸引着我们。随后第三堂、第四堂课……革命暴发了，封建势力反扑了，斗争越来越激烈，讲课越来越精彩，简直让我们全身心投入进去了，忘了时间与教学进度。
转眼，半个学期即将过去，期中考试怎么考呢？有心眼的同学在担忧了，我作为班级学习委员去问顾老师。“不考了。”老师爽快地回答。我又惊又喜，还有点不放心，怯生生地问：“可以吗？”
“完全可以。政治不是主课，学校规定期中考试考不考，由任课老师决定。”我这时才明白，初一时因为大家不爱听政治课，老师才要进行期中考试。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嘛。
“你先不要跟同学们说。”
“好的。”我想，老师也担心学生知道不考试了会影响听课。谁知，顾老师下午进教室上课，第一句话就宣布了这一消息，同学们一听就惊叫起来，欣喜雀跃，一片欢腾。没有考试压力了，老师讲课更洒脱，学生听课更放松，一片和谐。
好消息接踵而至。我们的班主任沈百泉老师因关节炎严重，经常病假，学校决定换顾持久当我们的班主任。
▲周浦中学65届初三六团支部
政治老师成了班主任，客观上让同学听课更认真，有些原先对社会发展史不太感兴趣的同学，也认真听课了。而一旦进入状态，就没法脱离出来了，他们说这比《三侠五义》更精彩。而顾老师当了班主任，讲课的自由度更大了，在每天一次的晨会课上，每周一次的班会课上，动不动就把资产阶级革命的例子穿插进去，既使思想教育有了历史底蕴，也让政治课的内容融化到生活实际中。
半个学期过去了，我们的讲课还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缓慢进行。这本书这学期能讲完吗？我不免为他担心，课余时间我向他提出了这个疑问。“哦，开学时你病假着，不清楚教学计划，这本书我们要讲一学年，整个初二都是学它。你放心好了，老师会掌握牢教学进度的。”
“噢！”嘴里这么答应着，心里却在想：这么薄薄的一本书，却要讲两学期。幸好让你这伶牙俐齿的老师来讲，如果让只会照本宣科的老师来讲，那日子怎么过啊？
讲课内容缓慢推进，逐渐进入革命与复辟的激烈搏斗阶段。民主与专制的博弈，民主革命与封建复辟的反复较量，人民革命热情的高涨，封建王朝复辟后的疯狂报复……这些内容比上半学期的经济发展、思想发动和政治形势分析更加符合我们的口味，简直让人忘却了这是政治课。每一堂课总是嫌时间过得太快，正听到高潮处，顾老师却嘎然而止：“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下课时间到了。下一堂课继续。”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下课的钟声就响起来了。意犹未尽，正如看章回小说中看到一章末尾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一样。但，看书可以继续看下一章，听课却只能再等两三天后的下一堂课了。自己去翻翻政治课本吧，上面就是干瘪瘪的几行字，没啥看头。但，就是这么一小段文字，到了顾老师嘴里却可化为滔滔不绝的四十五分钟的语言。真是神奇！
与班主任的接触多了，也就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他从小嘴巧，又喜欢与人辩论，怀着当个法官或律师的理想，报考了复旦大学法律系，院系调整时并入华东政法学院。没想到五八年的大跃进让经济混乱了，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他的理想成了泡影。国家困难，精简机构，下放工人，公检法一律不收人。反右倾后大抓阶级斗争，律师制度废除了。政法学院的毕业生一律去当政治老师，这段时间好多大学、大专纷纷下马，只能去中学。原先计划市区毕业生留在市区中学，每天可回家，不必住校；外地来的去郊县，反正一年一次探亲假。后来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说郊区学生听不懂普通话，让上海（市区）学生去郊县。这下就分到郊区来了！“不能每天回家是小事，工资还低了好几元，物价还比市区贵。”顾老师说。“工资郊区比市区低，这我知道，物价怎么贵了？”我提出了疑问。老师回答说：“你没比较不知道。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玉叶牙膏周浦卖三角一分，市区就是卖三角。”我恍然大悟，老师是命运不济，肚里也有牢骚。后来注意着，他讲课时也会流露一些出来。
转眼，学期即将结束，我们的“社会发展简史”还是在讲资产阶级革命，似乎陷在那泥淖中了。在享受精彩故事之余，我不免有点担心，真不知道即将面临的期终考试如何应对。老师讲了那么多内容，谁能一下记住？记笔记根本来不及，听得入迷了，就忘了动笔。重点在哪老师从来不总结，我们怎么能抓住？讲故事听小说哪儿去抓重点！回家想复习，书上又找不到。反正大家都如此，我也不去管了，船到桥头自然直。
学生着急老师不急，他还是只管讲课，讲那精彩的故事，不紧不慢，好像没有考试那回事。一直到了这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他才说：“我们今天不讲课了，期末总复习。请大家拿出钢笔，打开课本，翻到第12页，第二段，用笔划下来。这是第一章的重点……”紧接着把第二章、第三章的重点划好，就说：“我们考试就考这些内容，其他不考。完了，有问题的请提问。”底下顿时懵了，听了半年课，脑子里尽是尼德兰、法兰西、查理一世、巴士底狱，这些都不考了？有同学问，考试只考刚才划的，其他都不考了？“是的，不会超出这些。”老师肯定地说。
这不是太简单了吗，一个黄昏就可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我还是不敢相信，就站起来提问：“那您课堂上讲的那么多，都不考了？”老师笑起来了：“我讲的那些，怎么能考呢？考试当然只能按照教学大纲，只能考书本上的。”“那你白讲了！”一个嘴快的同学坐在座位上就开腔了。
老师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借机宣扬自己的理念了：“怎么会白讲呢？思想、理念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我相信这一学期的课，肯定会影响一部分同学的一辈子，无论是思想信仰，还是认识世界的方法途径。”
那位同学刚才插嘴没受老师批评，现在更来劲了：“我说的是对考试来说是白讲了。”这下触发了老师话匣子的开关，老师就详细讲解了学习与考试的关系，最终总结：“如果仅仅是为了考试，这一学期的课只需要今天这一堂，你把重点背下来就足够应付考试了。但是，考完就忘了，啥都没留下，又有啥意思呢？你听了我一学期的课，多少能了解一些文明进化史，大概到老了还是会有点印象。再说，考试中有两道简述题，要求你简单论述，没听我的课，光把书上说的写上去，肯定不深透。如果你考试时想起我的讲课内容，论述起来就毫无问题。”
随后的考试，大家都顺利通过，当然成绩有高低。听课认真爱动脑的同学大多得了九十以上的高分，一般同学也就是七八十分，最差的同学六十分上下，再把平时成绩算进去，也就统统过关了，与初一时有好几人政治补考的局面相比，彻底改观，皆大欢喜！
顾老师给我奠定了初中政治课的扎实基础，在初中毕业考高中的“中考”中，我政治取得了75分的高分，这比我数学考了99分更让我高兴！当年中考只考语文、数学与政治三门，语文靠历年积淀，基本定型，好学生的数学已趋近一百分极限，只有一二分的差距，而政治是拉开分数档距的主要手段。当年的政治考试不是靠背书本能拿分的，而是全面考核分析问题的能力。据悉，65年中考的政治卷及格率仅50％左右，上海港湾学校“南汇县录取名册“间接证实了它。由于我的中考分数突出，被上海港湾学校来南汇县招生的教务科长看中，与县招办协商后把我“破格录取”了（当年中专特别吃香，出身不好的一般“不予录取”），由此改变了我的命运。
▲上海港湾学校“南汇县录取名册“
顾老师给我们上了两年政治课，为我观察世界、分析问题奠定了基础。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庆幸前两年的政治课，它让我没有迷失方向。浩劫过去，新时代开始，我就踏上正轨，与时代同步前行，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
更为重要的是，半年的民主革命史教育，让我对民主有了亲近感。我没读高中，没学过世界历史课，考进大学物理系，也没有世界历史课程。在文革中无书可读时，我找来一本高中世界历史的教材看了一遍。八十年代的开放时期，又看了些欧洲史的书籍，形成了崇尚民主、追求自由的基本理念，对世事有自己独立的看法，自认明明白白活着，总算没有懵懵懂懂混过一世。
顾老师的讲课方法也让我继承了。我教了大半辈子书，自觉不自觉地套用他的方法，尤其是在上人文学科时。讲课时海阔天空，旁征博引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复习时重点突出，目标明确以提高效率。
上课效能注重于潜移默化，五十多年前老师的教导一直影响着我。
▲2008年部分老同学和顾老师合影
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排版/ 家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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