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结论属于历史解释范畴，培养“历史解释”核心素养，首先要分清历史结论和历史事实，这是课程标准对历史解释素养的基本要求。《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２０２２ 年版）》对初中生提出的要求是“能够初步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学业质量水平第二提出了“能够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
但教材上历史结论并不只在正文的结尾处，类似《史记》中“太史公曰”那么明显，而是无处不在，或显或隐，甚至隐藏于小字、注释和课后练习中，难以区分。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主观性与客观性来区分历史结论与历史事实，因为历史的过去性特点，使历史事实在发生的同时也消失了，但历史事实会被人们记忆，并记录成文字，所以我们认识历史事实时，已经经过了主观记忆和主观记录了，已经渗透进了个人的价值立场。所以我们看到的书上的历史事实，已经打上了两层主观色彩，一定程度上成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了。
同时，任何历史事实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只能在一个“线索”或“网络”中认识历史事实，如此以来，单个的历史事实之间就发生了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了历史解释的性质。所以，历史事实具有双重向度，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是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统一。
同样，历史结论也不完全是主观的，其本身也有客观性，具有双重向度。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个历史结论，但这个结论有客体向度，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在历史哲学层面，很难绝对地将历史事实和历史结论区分开来，所以历史理论工作者一般不会给出历史结论和历史事实的划分标准。但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辨别历史结论。
一、多样性。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会有不同的认识，所以历史结论应该是多样的，能够进行多样性表达的应该是历史结论。
二、可变性。同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历史结论，例如对于焚书坑儒，现行普通高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的历史结论是“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1973年《学习与批判》第1期《论尊儒反法》一文认为“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历史人物的翻案、平反，历史事件的重新定性，都说明历史结论是可变的。
三、抽象性。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是反复性、曲折性，反复性、曲折性是抽象的表达，是历史结论。
四、理论性。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理论性表述，是历史结论。
五、判断性。对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判断和定性，就是历史结论。例如，“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历史结论。
六、评价性。例如历史人物称谓，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都是历史结论。
七、总结性。例如各种历史经验、教训、启示等属于总结性表达，都是历史结论。
八、概括性。各个历史时期的阶段特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例如，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是历史结论。
历史结论区分方法，肯定不止以上几点。尽管理论上没有绝对的划分标准，但在实践中要尽量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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