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题目，很多人大概就会想：皇帝金口玉言，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一句顶一万句，怎么可能写检讨书呢？
其实，真实的社会权力运用行情况，远比戏文里描写的要复杂得多。还真有不止一位皇帝向天下臣民公开写过检讨书。
据研究者统计，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历史，从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嬴政，到最后一位皇帝——清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一共产生过大大小小四百二十多位皇帝。而公开写过检书（《罪己诏》）的，竟有79位之多。其中有些皇帝在位期间还多次颁布过《罪己诏》。
实际上，开展“自我在评”，在秦始皇之前的夏商周就有“优良传统”。比如大禹，商汤，周成王都曾向上天和臣民做过承认过错乞求上天宽厚恩恤的告白。而明确地以《罪己诏》形式向天下诏告自己德政过失，请求上天宽宥臣民批评的，始自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在即位初期，面对 吕氏乱政刚刚平息、社会亟待恢复的局面，他展现出了极高的自我反省精神。例如，当大臣们请求他早立太子，以巩固国本时，汉文帝驳回了这一请求，并颁下《罪己诏》说：“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这段话大意为：“我的仁德不够，没有得到上天的庇佑，百姓尚未安居乐业。即使现在不能广求天下贤圣德能之士以禅让天下给他，也不能在此时谈论立太子之事。否则，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罪过。这对天下人怎么交代呢？还是先安下心来治理国家吧。”
而历史上最为有名，对时局和施政方向产生深远影响的，当数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当时，宰相桑弘羊上书，请求在西域轮台戍田屯垦。而经略西域，本是汉武帝的千秋功业，也是帝国用力之所在。但此时的汉武帝，已近古稀之年。他在经历过巫蛊之祸，太子刘据被迫造反，尔后自杀，皇后卫子夫也随太子自杀等一系列动摇朝纲的重大灾祸事件之后，有所警醒。他也从追求长生不老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斥退了那些进献各种长生之术的方士。
他在诏书中说：当今最重要的任务，是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鼓励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法令。他说，我即位以来,所做的许多事情徒劳无益，白白让百姓受苦,现在已经追悔莫及。自今往后，所有损害百姓利益，浪费国家钱财的事情,全部停止。
汉武帝做为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在开疆拓土，征服蛮夷，抗击征讨匈奴等等方面的巨大功勋千秋难及。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汉武帝的杰出才能，但也有赖于文景之治近四十年的轻徭薄赋予民生息所带来的社会积累。正是因为有这些厚实的家底支撑，大汉帝国在十多年的东征西伐连年征战中，始终后勤补给充足，对外用兵节节胜利。
可是再雄厚的积累也经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汉武帝不仅凿空西域，东征朝鲜，南收百越安南（今越南），西南征服昆明诸部，同时还在长安大兴土木，不仅新建了规模宏大的建章宫、精致奢华的明光宫，还对汉初修建的未央宫进行了翻修和扩建。如此毫无节制的虚耗费糜，支撑了不过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遂用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些做法的确是为国库收敛了巨额财富，但却致使吏制进一步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不堪重负，甚至激起了农民起义。
在朝廷高层，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打击压制反对意见，严禁“妄议”朝廷。文帝时期就废除了的“诽谤罪”、“妖言罪”，在武帝时又盛行起来，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不敢说，只是嘴唇动了动，就被认为是“腹诽”(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汉武帝深感非同小可。他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颁布《轮台罪己诏》就是基于上述社会危机的“自我批评书”。 《轮台罪己诏》向天下臣民诚恳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并对开疆戍边的基本国策做出根本性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前朝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统治方针。这为缓和汉帝国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汉武帝在位的最后几年，这项改策调整，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为后来的少年天子刘弗陵顺利继位，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虽然如苏轼所言执政者“罪己”是为了“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政治上比较开明的做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身为皇帝能屈身“罪己”，仍不失为缓解天下危机的一剂良药。
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
但《罪己诏》不是万能的。如果社会矛盾已经沉疴难起，最高统治者又根基不固，不能独掌乾坤，他所发的《罪己诏》就往往很难收到实际效果，甚至会起到反作用。比如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尽管多次颁布《罪己诏》，言辞不可谓不恳切，态度不可谓不谦恭，怎奈大明帝国气数已尽，他已无法扭转乾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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