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老师在地铁上批改试卷:试卷上的红笔与时代的教育重量
成都地铁车厢内，一位教师俯身批改试卷的身影近日引发热议。在通勤的颠簸与喧嚣中，她手中的红笔勾勒出教育者的执着——膝盖为桌，试卷铺展，时而蹙眉圈点，时而欣慰颔首，这一幕被乘客拍下后迅速登上热搜。
资料图片
争议背后的双重镜像
网友评价呈现两极分化：有人盛赞其为“敬业典范”，感慨“教育者的时间从不止于课堂”；也有质疑声认为“本职工作何需作秀”，甚至推测其“在校未完成任务才需加班”。事实上，该教师所在学校证实，其教学任务繁重，利用通勤时间为学生及时反馈已成常态。类似场景并非孤例：2014年成都蒙琳老师在公交上批改作业，因身体原因无法熬夜，选择将40分钟通勤转化为“移动办公室”，引发市民感动与争议；2020年北京、2021年深圳等地均有过教师公共交通上工作的报道。
资料图片
时间焦虑与职业困境
教育者的时间碎片化折射出更深层压力。据调查，78%的中小学教师日均工作超10小时，而“双减”政策后，作业设计、个性化辅导等隐性工作量激增。成都该教师所在学校透露，其带班学生超50人，日均需批改200余份作业，课后服务延长使校内处理时间锐减。当社会既要求“精细化教育”又质疑“加班表演”，教师不得不在公共空间继续未竟的工作，却陷入道德审视的悖论。
资料图片
超越赞贬的体制之问
事件本质是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缩影。芬兰教师日均工作6小时，因小班制与高效协作体系保障工作质量；而我国教师常陷入“孤军奋战”，既要应对行政检查、家长沟通，又需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教学创新。正如蒙琳老师所言：“批改不是机械劳动，而是发现学习漏洞的诊疗过程”——当社会讨论停留在“该不该在地铁改作业”时，更应思考如何通过减负增效，让教育者回归纯粹的教学现场。
红笔划过的每一道批注，都承载着超越个体的时代命题。或许唯有当“地铁批卷”不再成为新闻，教育才能真正卸下那些本不该背负的重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