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这座位于云南省东北部的城市，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承载着千年的沧桑与变迁。其古称及下辖县区的古称，不仅是历史的印记，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符号，它们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昭通漫长的历史长河。
一、昭通市（古称朱提、乌蒙）
（一）朱提时期
昭通在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置犍为郡，郡下设朱提县，约当今昭通、鲁甸、永善、大关一带，治所在境内，属益州。朱提县的设立，标志着昭通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开启了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朱提在古代以盛产白银而闻名于世，“朱提银”成为了高品质白银的代名词，其产量和质量在当时均居全国前列。《汉书·食货志》记载：“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由此可见朱提银的珍贵与独特价值。朱提银的开采和贸易，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还使得昭通成为了古代西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吸引了众多商贾云集。
在文化方面，朱提地区的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朱提成为了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在这一时期，儒家思想、汉文化等逐渐传入朱提，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朱提文化。朱提文化在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文人，如孟琰、孟获等，他们在当地的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乌蒙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昭通置朱提郡。到了宋代，昭通为乌蒙部。元设乌蒙路，明为乌蒙府。乌蒙作为昭通的古称之一，在历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乌蒙”一词源于彝族语言，意为“云雾山中的部落”，形象地描绘了昭通地区山峦起伏、云雾缭绕的地理风貌。
在乌蒙时期，昭通地区主要由彝族土司统治。彝族土司在当地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他们管理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同时也维护着彝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这一时期，彝族文化在昭通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传承，彝族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彝族的火把节、彝族年等传统节日也成为了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蒙地区的经济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彝族人民擅长养殖牛马羊等牲畜，畜牧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他们也积极发展农业，种植稻谷、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此外，乌蒙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当地的彝族人民制作的皮革制品、竹编制品等手工艺品深受周边地区人民的喜爱，商业贸易也逐渐繁荣起来。
（三）昭通府时期
清雍正五年（1727年），改土归流，将乌蒙府改隶云南，并于雍正九年（1731年）改名为昭通府，取“昭明通达”之意。这一举措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昭通地区的直接统治，促进了昭通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族移民涌入昭通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他们与当地的少数民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了昭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农业方面，汉族移民带来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手工业方面，汉族移民的加入使得昭通地区的手工业更加发达，出现了纺织、印染、陶瓷、铁器制造等多个行业；在商业方面，昭通地区的商业贸易更加活跃，成为了滇川黔三省结合部的重要物资集散地。
在文化教育方面，清朝政府在昭通地区大力兴办学校，推广儒家思想和汉文化。许多汉族文人墨客来到昭通，传播文化知识，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同时，当地的少数民族人民也积极学习汉文化，一些少数民族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成为了连接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桥梁。
民国时期，昭通地区先后属滇中道、昭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这一时期，昭通地区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动荡，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和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社会风气逐渐发生变化。同时，昭通地区的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商业贸易日益活跃，工业也开始起步。
1950年，设昭通专区，专员公署驻昭通县。此后，昭通地区的行政区划历经多次调整。2001年，撤销昭通地区和县级昭通市，设立地级昭通市。从此，昭通地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二、下辖县区古称及历史信息
（一）昭阳区（古称朱提、恩安县）
昭阳区作为昭通市的市辖区，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的中心。其历史悠久，与昭通市的历史紧密相连。
在西汉时期，昭阳区属犍为郡朱提县。朱提县治所就位于今天的昭阳区境内，当时的朱提县是滇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朱提银的开采和贸易使得这里繁荣一时。
清雍正九年（1731年），乌蒙府改名昭通府后，在此设附郭恩安县，为昭通府治。恩安县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昭通府在滇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恩安县时期，当地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同时也发展了一些手工业和商业。清朝文人还命名了恩安美景有昭阳八景，意为朝霞绚丽、旭日初升、阳光照耀的地方。
民国建立后，1913年裁厅、州，废府，改为昭通县。1958年11月将鲁甸县并入昭通县，1962年恢复鲁甸县。1981年以昭通县城关镇为主设县级昭通市，郊区为县，县市并存。1983年撤销郊区昭通县，并入县级昭通市。2001年撤销县级昭通市，改设为昭阳区。昭阳区的名称既来源于清朝恩安县时期的昭阳八景，又结合了昭通市的“昭”字，寓意着这里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地方。
如今的昭阳区，不仅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展现出了现代化城市的风貌。这里有古老的昭通古城，城内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明清时期的建筑特色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昭通古城内的大街小巷，都承载着昭通的历史记忆，漫步其中，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同时，昭阳区还拥有现代化的城市设施和便捷的交通网络，是一个既充满历史韵味又富有现代气息的城市。
（二）鲁甸县（古称朱提）
鲁甸县位于昭通市西南部，牛栏江北岸。其古称“朱提”，与昭通市的古称相同，在历史上也曾是朱提县的一部分。
约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鲁甸境内已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时代，杜宇氏族兴起，并开始了矿业的开发。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年）开发西南夷，开凿五尺道经境内，这一时期，有大量汉族进入朱提。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境内属犍为郡朱提县。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境内属犍为属国都尉朱提县地。蜀汉建安二十年（215年），犍为属国改为朱提郡，属糜降都督辖地，领5县，以朱提县为郡治，境内属朱提郡朱提县辖地。晋时，在南中设宁州，统辖7郡，境内仍属朱提郡朱提县。南北朝，北周时改宁州为南宁州，境内属朱提郡朱提县辖地。
唐武德元年（618年），恢复恭州。武德八年（625年），境内属曲州朱提县地。天宝十三年（754年），境内属南诏东川郡乌蒙部，时称阿竽路部。宋境内属大理政权乌蒙部，境内称小乌蒙。
元至元十年（1273年），立乌蒙宣抚司，后升为乌撒乌蒙宣慰司兼军万户，领乌蒙等三路，小乌蒙属乌蒙路。至元二十年（1283年），境内设军屯。延佑二年（1315年），属乌蒙军屯之一。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蓝玉、沐英率军驻乌蒙，部分汉族、回族进入境内。洪武十六年（1383年），乌蒙等地设为军民府，由四川布政使司代管，境内仍称小乌蒙，属四川乌蒙军民府辖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二月，马烨率军驻境，大量汉族、回族随军进入境内。
清雍正五年（1727年），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改土归流，设古寨巡检，改隶云南。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禄鼎坤父子反改土归流。雍正九年（1731年），弃古寨巡检司之地，在今县城置鲁甸厅，属昭通府。咸丰六年（1856年），昭鲁回民反抗清廷，至同治八年（1869年），被唐友耕镇压。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初，太平军翼王石达开部过梭山。
民国二年（1913年），改厅为县，改厅署为县行政公署。民国三年（1914年），属昭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十八年（1929年）裁道后，鲁甸县直隶云南省府。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鲁甸县属云南省第一行政督察区，驻昭通县。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43师129团一个营进驻鲁甸。4月26日，鲁旬县人民政府成立，属云南省人民政府昭通专区专员公署，废除保甲制。1958年10月底，鲁甸并入昭通，原鲁甸10公社改以地名命名公社，后改10区。1962年10月，昭通、鲁甸分设，恢复鲁甸县建制。1970年，昭通专区改为昭通地区，鲁甸县属昭通地区。2001年8月，昭通撤地改市，鲁甸属昭通市。
鲁甸县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和古“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为朱提银的主产地。野石山新石器遗址、拖姑清真寺均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还有多彩的民族文化，鲁甸牛干巴制作技艺、鲁甸竹编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鲁甸县还是连接周边会泽、贵州威宁、昭通昭阳、巧家的旅游中心，其中龙头山景区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三）巧家县（古称堂琅县）
巧家县位于昭通市西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今巧家境内设堂琅县，属犍为郡。堂琅县的设立，标志着巧家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
堂琅县在历史上以盛产铜而闻名。《汉书·地理志》记载：“堂琅，出银、铅、白铜。”堂琅铜的开采和冶炼历史悠久，技术先进，所产铜器质量上乘，远销各地。堂琅铜不仅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国时期，堂琅县属朱提郡。蜀汉政权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在堂琅县设置了军事据点，派遣军队驻守。这一时期，堂琅县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唐朝时期，堂琅县属南诏国东川郡。南诏国在堂琅县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促进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同时，南诏国还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使得堂琅县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宋朝时期，堂琅县属大理国。大理国时期，堂琅县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同时，佛教文化在堂琅县广泛传播，修建了许多寺庙和佛塔，成为了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朝时期，堂琅县属乌撒乌蒙宣慰司。元朝统治者在堂琅县推行了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进行间接统治。这一时期，堂琅县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时期，堂琅县属乌蒙府。明朝统治者在堂琅县继续推行土司制度，同时也加强了对土司的控制和监督。在文化方面，明朝统治者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促进了堂琅县文化教育的发展。
清朝时期，堂琅县属昭通府。清朝统治者在堂琅县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堂琅县的直接统治。在经济方面，堂琅县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矿业的开发，使得堂琅县成为了当时重要的矿产资源产地。在文化方面，清朝时期的堂琅县文化更加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他们的作品对堂琅县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二年（1913年），巧家厅改为巧家县。新中国成立后，巧家县一直隶属昭通市。巧家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如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鹤滩水电站等，这些景点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同时，巧家县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彝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
（四）盐津县（古称石门县、盐井县）
盐津县位于昭通市中部，因曾拥有盐井产盐，且境内有渡口，过往船只在此停歇，故而得名。盐津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当时盐津属犍为郡朱提县。
唐武德元年（618年），在今盐津县豆沙关镇置石门县，属戎州。石门县地处川滇交通要冲，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贞元十年（794年），袁滋出使南诏，途经石门关，并在此刻石记功，留下了著名的“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这一石刻不仅是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文物，也是盐津历史上的重要见证。
宋朝时期，石门县属梓州路戎州。这一时期，石门县的商业贸易逐渐繁荣起来，成为了川滇之间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同时，石门县的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文人墨客。
元朝时期，石门县属乌撒乌蒙宣慰司。元朝统治者在石门县加强了行政管理，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同时，元朝还大力发展交通，开辟了多条通往内地和云南的交通要道，进一步加强了石门县与外界的联系。
明朝时期，石门县属四川叙州府。明朝统治者在石门县继续加强统治，完善了行政机构，加强了对土司的管理。在经济方面，石门县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盐业的发展，使得石门县成为了当时重要的盐产地之一。在文化方面，明朝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使得石门县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清朝时期，石门县属昭通府。清朝统治者在石门县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对石门县的直接控制。在经济方面，石门县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继续发展，特别是茶叶、丝绸等贸易往来频繁，使得石门县成为了滇川地区的重要商业中心。在文化方面，清朝时期的石门县文化更加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他们的作品对石门县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6年（1917年），从大关县划出14乡设盐津县。新中国成立后，盐津县一直隶属昭通市。1958年10月盐津并入大关县，1961年4月恢复盐津县制。盐津县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如豆沙关古镇、僰人悬棺等，这些景点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自然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同时，盐津县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汉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
（五）大关县（古称朱提县、乌蒙县）
大关县位于昭通市中部，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西汉时期，大关县属犍为郡朱提县。东汉时期，朱提县属犍为属国。
三国时期，大关县属朱提郡。蜀汉政权在大关县设置了军事据点，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唐朝时期，大关县属南诏国东川郡。南诏国在大关县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促进了当地的社会发展。
宋朝时期，大关县属大理国。大理国时期，大关县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同时，佛教文化在大关县广泛传播，修建了许多寺庙和佛塔，大关县的寺庙和佛塔成为了当地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吸引了众多信徒前来朝拜。
元朝时期，大关县属乌撒乌蒙宣慰司。元朝统治者在大关县推行了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进行间接统治。这一时期，大关县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时期，大关县属四川叙州府。明朝统治者在大关县继续推行土司制度，同时也加强了对土司的控制和监督。在文化方面，明朝统治者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促进了大关县文化教育的发展。
清朝时期，大关县属昭通府。清雍正六年（1728年），设大关厅，这是大关县地域正式被称为“大关”的开始。清朝统治者在大关县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大关县的直接控制。在经济方面，大关县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矿业的开发，使得大关县成为了当时重要的矿产资源产地。在文化方面，清朝时期的大关县文化更加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他们的作品对大关县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二年（1913年），改称大关县，初属滇中道，后废道，直属于省。民国六年（1917年）5月，划出县境黎山以北14乡，新置盐津县，大关县境辖10乡。民国时期，大关县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动荡，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和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社会风气逐渐发生变化。同时，大关县的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商业贸易日益活跃，工业也开始起步。
1950年4月，大关解放，属云南省昭通专区管辖。1958年10月4日，盐津、大关并县，称大关县，隶属昭通专区。1961年4月28日，大关、盐津分县，各复原名，大关县仍隶属昭通专区。2001年，撤销昭通地区，设立地级昭通市，大关县隶属昭通市。2024年1月，昭阳区靖安镇划归大关县，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使得大关县管辖范围扩大，经济与社会发展迎来新契机 ，开启了发展的新篇章。
大关县不仅历史底蕴深厚，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大关县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山高坡陡，沟壑纵横。这里拥有国家三级保护植物筇竹10万亩，占全世界筇竹资源主要分布地中国西南地区的43%，是“筇竹之乡”。同时，大关县还有18个矿种70多个矿化点，水能蕴藏量128.76万千瓦，自然资源得天独厚。
在人文景观方面，大关县享有“瀑布之乡”的美誉，拥有黄连河2A级风景名胜区、青龙洞溶洞奇观、罗汉坝原始森林、三江口原始森林和云台山五尺古道等旅游景区。其中，黄连河景区以其众多的瀑布群而闻名，瀑布形态各异，气势磅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2006年6月2日，大关县“苗族芦笙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彰显了大关县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六）永善县（古称朱提县、吞都府、米贴县）
永善县位于昭通市北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今永善县境域设朱提县，属犍为郡。朱提县时期，永善地区的经济以农业和矿业为主，朱提银的开采和贸易使得这里逐渐繁荣起来。
唐南诏时期，永善县境属拓东节度管辖。南诏国在永善地区加强了军事统治，同时也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宋大理时期，永善县境属乌蒙部地。大理国时期，永善地区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文化也更加繁荣，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
元朝时期，永善县境属乌撒乌蒙宣慰司。元朝统治者在永善地区推行了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进行间接统治。这一时期，永善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时期，永善县境属四川布政司乌蒙府。明朝统治者在永善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同时也加强了对土司的控制和监督。在文化方面，明朝统治者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促进了永善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清朝时期，永善县境属昭通府。雍正六年（1728年），设米贴厅，不久改为永善县，以“永远服从管教，不得反叛”之意得名。清朝统治者在永善地区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永善地区的直接控制。在经济方面，永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矿业的开发，使得永善地区成为了当时重要的矿产资源产地。在文化方面，清朝时期的永善地区文化更加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他们的作品对永善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时期，永善县属昭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时期，永善县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动荡，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和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社会风气逐渐发生变化。同时，永善县的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商业贸易日益活跃，工业也开始起步。
1950年，永善县属昭通专区。1970年，昭通专区改为昭通地区，永善县属昭通地区。2001年，撤销昭通地区，设立地级昭通市，永善县隶属昭通市。永善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如溪洛渡水电站、马楠云海等，这些景点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同时，永善县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彝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
（七）绥江县（古称朱提县、副官村）
绥江县位于昭通市东北部，金沙江下游南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绥江县境属犍为郡朱提县。朱提县时期，绥江地区的经济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由于地处金沙江畔，水运交通较为便利，商业贸易也逐渐兴起。
唐南诏时期，绥江县境属拓东节度管辖。南诏国在绥江地区加强了军事统治，同时也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宋大理时期，绥江县境属乌蒙部地。大理国时期，绥江地区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文化也更加繁荣，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
元朝时期，绥江县境属乌撒乌蒙宣慰司。元朝统治者在绥江地区推行了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进行间接统治。这一时期，绥江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时期，绥江县境属四川布政司乌蒙府。明朝统治者在绥江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同时也加强了对土司的控制和监督。在文化方面，明朝统治者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促进了绥江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清朝时期，绥江县境属昭通府。雍正七年（1729年），在今绥江县城所在地设副官村，属永善县。副官村是当时永善县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和商业集镇，也是连接云南和四川的重要交通枢纽。
民国6年（1917年），副官村从永善县划出，设立绥江县，取“绥靖地方”之意。民国时期，绥江县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动荡，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和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社会风气逐渐发生变化。同时，绥江县的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商业贸易日益活跃，工业也开始起步。
1950年，绥江县属昭通专区。1970年，昭通专区改为昭通地区，绥江县属昭通地区。2001年，撤销昭通地区，设立地级昭通市，绥江县隶属昭通市。绥江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如金沙水上乐园、罗汉坪原始森林等，这些景点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同时，绥江县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汉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
（八）镇雄县（古称南广县、芒部府、镇雄州）
镇雄县位于昭通市东北部，云贵川三省结合部。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今镇雄县境置南广县，属犍为郡。南广县是当时西南地区的重要郡县之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唐南诏时期，镇雄县境属拓东节度管辖。南诏国在镇雄地区加强了军事统治，同时也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宋大理时期，镇雄县境属乌蒙部地。大理国时期，镇雄地区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文化也更加繁荣，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
元朝时期，镇雄县境属乌撒乌蒙宣慰司。元朝统治者在镇雄地区推行了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进行间接统治。这一时期，镇雄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时期，镇雄县境属四川布政司乌蒙府。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芒部路为芒部府，隶云南布政司。洪武十六年（1383年），芒部府改隶四川布政司。嘉靖五年（1526年），改芒部府为镇雄府，取“镇抚雄关”之意，“镇雄”之名自此始。明朝统治者在镇雄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同时也加强了对土司的控制和监督。在文化方面，明朝统治者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促进了镇雄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清朝时期，镇雄县境属昭通府。雍正五年（1727年），镇雄府改隶云南。雍正六年（1728年），降镇雄府为镇雄州，属昭通府。清朝统治者在镇雄地区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对镇雄地区的直接控制。在经济方面，镇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矿业的开发，使得镇雄地区成为了当时重要的矿产资源产地。在文化方面，清朝时期的镇雄地区文化更加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他们的作品对镇雄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二年（1913年），改镇雄州为镇雄县。民国时期，镇雄县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动荡，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和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社会风气逐渐发生变化。同时，镇雄县的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商业贸易日益活跃，工业也开始起步。
1950年，镇雄县属昭通专区。1970年，昭通专区改为昭通地区，镇雄县属昭通地区。2001年，撤销昭通地区，设立地级昭通市，镇雄县隶属昭通市。镇雄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如鸡鸣三省景区、五德天坑等，这些景点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同时，镇雄县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彝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
（九）彝良县（古称朱提县、芒部路、益良州）
彝良县位于昭通市中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今彝良县境设朱提县，属犍为郡。朱提县时期，彝良地区的经济以农业和矿业为主，朱提银的开采和贸易使得这里逐渐繁荣起来。
唐南诏时期，彝良县境属拓东节度管辖。南诏国在彝良地区加强了军事统治，同时也积极吸收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宋大理时期，彝良县境属乌蒙部地。大理国时期，彝良地区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文化也更加繁荣，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
元朝时期，彝良县境属乌撒乌蒙宣慰司。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芒部路，隶乌撒乌蒙宣慰司。芒部路是当时乌撒乌蒙宣慰司下辖的重要行政区划之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明朝时期，彝良县境属四川布政司乌蒙府。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芒部路为芒部府，隶云南布政司。洪武十六年（1383年），芒部府改隶四川布政司。嘉靖五年（1526年），改芒部府为镇雄府。明朝统治者在彝良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同时也加强了对土司的控制和监督。在文化方面，明朝统治者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促进了彝良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清朝时期，彝良县境属昭通府。雍正六年（1728年），设彝良州，属镇雄州。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改彝良州为彝良县，属昭通府。清朝统治者在彝良地区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彝良地区的直接控制。在经济方面，彝良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矿业的开发，使得彝良地区成为了当时重要的矿产资源产地。在文化方面，清朝时期的彝良地区文化更加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他们的作品对彝良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时期，彝良县属昭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时期，彝良县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动荡，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和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社会风气逐渐发生变化。同时，彝良县的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商业贸易日益活跃，工业也开始起步。
1950年，彝良县属昭通专区。1970年，昭通专区改为昭通地区，彝良县属昭通地区。2001年，撤销昭通地区，设立地级昭通市，彝良县隶属昭通市。彝良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如小草坝景区、牛街古镇等，这些景点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同时，彝良县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彝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
（十）威信县（古称芒部、威信州）
威信县位于昭通市东北部，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芒部路，今威信县境属芒部路管辖。芒部路是当时乌撒乌蒙宣慰司下辖的重要行政区划之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明朝时期，威信县境属四川布政司乌蒙府。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芒部路为芒部府，隶云南布政司。洪武十六年（1383年），芒部府改隶四川布政司。嘉靖五年（1526年），改芒部府为镇雄府。明朝统治者在威信地区继续推行土司制度，同时也加强了对土司的控制和监督。在文化方面，明朝统治者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促进了威信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清朝时期，威信县境属昭通府。雍正六年（1728年），降镇雄府为镇雄州，属昭通府。清朝统治者在威信地区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威信地区的直接控制。在经济方面，威信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矿业的开发，使得威信地区成为了当时重要的矿产资源产地。在文化方面，清朝时期的威信地区文化更加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文人，他们的作品对威信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30年（1941年），析镇雄县东北部置威信设治局，取“威镇远方”之意。民国37年（1948年），改设治局为威信县。民国时期，威信县经历了社会的变革和动荡，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和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社会风气逐渐发生变化。同时，威信县的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商业贸易日益活跃，工业也开始起步。
1950年，威信县属昭通专区。1970年，昭通专区改为昭通地区，威信县属昭通地区。2001年，撤销昭通地区，设立地级昭通市，威信县隶属昭通市。威信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如扎西会议会址、天台山溶洞等，这些景点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同时，威信县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汉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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