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历经六月的高考，
而今，
又目送孩子踏上拥挤的高考列车
我们告别课堂多年，
而今，
是否都成为了当初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我们都尽力给下一代最好的教育，
但问题是
他们又将长成怎样的模样？
他们是否能如愿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十一年前，中国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教育规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正式发布，全国教育改革大幕拉开。
一年后，在北京市一所一本升学率高达90%以上的校园里，一场素质教育改革在高一全年级推行：取消班主任，采用导师制，学生自己选老师、选课，没有固定的教室......
2012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一个在开学时拎着一个大箱子的女孩、一个在军训大会上跟老师“挑刺”的男生和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女生，“闯”进了一部纪录片的镜头。这个镜头，随后跟随了他们从高一到大学毕业后共8年的时光。
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北京十一学校。
三个95后少年在镜头里、也在求学路上真实生长，他们的期待、彷徨和困惑，既映射你我的青春，也值得每一位家长追问和思考：孩子应该长成什么样子？是我们希望的样子，还是他们自己想要去成为的样子？
01
“我爷爷把我们家从村里带到了市里，我爸把我们从淮安市带到北京，他们希望我也能再往上跳。”
2012年，在北京十一学校的军训动员仪式上，“刁民”周子其在三四百个高一新生中，“闯”进了镜头。
《真实生长》截图
军训开始前，年级书记、历史老师李亮在大会上告诫新生守规矩，“军训时,一粒汗珠挂在你的脸上，规则不允许你擦去，你能否坚持你的操守？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来拓展你的规则意识、自控力。这就是军训的目的。”
散会后，没等李亮出门，周子其就冲了过去：“趋乐避苦是人性，您对这点怎么看？公共意志和人性相违背呢？我该遵从谁的看法？趋乐避苦是人性,那是否意味着，军训过程中我可以坐下来擦擦汗？460个同学都想擦汗，不让擦汗是否违背了我们的公共意志呢？”
问题一个接一个抛去，李亮一个接一个回答，但谁都没有说服对方。
散会后，周子其与李亮的“争论”
接着，周子其又给校长写了两封信。一封关于军训，他觉得比起“服从性测试”，学生们更需要急救知识；另一封关于早恋，他认为学生手册里那句“男女生交往不当影响不良者记大过”，自由裁量度太大。
建议很快有了反馈：十一学校在军训中增加了急救知识教学，取消了初中部军训，高中部军训减去了两天。至于早恋，北京十一学校的老师们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抛开“刁民”身份，周子其是一个“非典型”学霸：玩Dota游戏；打辩论赛；玩模拟联合国游戏；历史课学明朝内阁时，他和几个同学成立了“学生内阁”，为学生带手机等问题争取权益，还曾为了食堂饭菜“约谈”食堂经理和后勤领导。后来，学校饭菜价格调整了，原材料价格也公示了。
但这个在外人面前“做事有方法，有思路，思维活跃，口才了得”的年轻人，自身却是迷茫和分裂的。一方面，他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观；但另一方面，他从小却不得不听从父母的安排，学习钢琴、长号，觉得每天醒来都像“欠钱一样”，“每一场考试都是庸俗化的”。
周子其
周子其5岁开始看历史书籍，高考目标是北大历史系，但父母更希望他能考北大光华或北大元培。
高三时，导师李亮问周子其的职业规划，他说还是按家里意思，并把银行、金融这方面当作一生的职业，“（家人都希望我能）比现在过得更好，我爷爷把我们家从村里带到了市里，我爸把我们从淮安市带到北京，他们希望我也能再往上跳。”
02
“正常人生活下来，不见得比优秀的人不幸福，尤其女孩子。”
和学校的风云人物周子其相比，镜头里那个容易害羞的姑娘，或许更接近大多数普通人的模样。
《真实生长》截图
但在某种程度上，李文婷和周子其的父辈一样，肩负着家人扎根北京的期望。
李文婷老家在山西，父亲年轻时被分配到铁路工作，所以有了北京户口。初三那年，李文婷转学到北京怀柔，一年后，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进北京十一学校。
李文婷的父亲（右）与母亲（左）
但到了这里之后，落差和冲击扑面而来。
改革后的北京十一学校主张自由、平等的教学。被镜头记录下来的学生们，从入学开始，全部实行走班制，没有固定的教室和同学；选修课有两三百门，全校四千多个学生，每个人的课表都是不一样的；教室没有讲台，上课没有命令和服从，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自主学习，自己对自己负责。
李文婷的小学和初中，学校教学都以应试教育模式为主，刷题、划重点、应对考试，每一步都有老师盯着、督促着，“如果成绩突然下降，班主任会立即找你做一次特别长的谈话，把你说哭了之后，（成绩）又上去了。”
这个优生到了北京十一中学，发现自己似乎不会学习了。而且，周围都是学霸，全年级三百多人，李文婷排到二百多，“做啥都没人管”“但每天都会被很多人压着。”
镜头里，在周子其各种“折腾”时，李文婷几乎不参与学校里的活动，起床、吃饭、学习、睡觉，对周边的事情也不太关心，她一直觉得在这个学校里，自己很渺小。
当“学生内阁”征询大家对食堂饭菜、自习室使用手机的意见，李文婷的观点是“应该去适应，而不应该去挑刺儿”，她相信只要认真去做一件事，就会有回报，只是时间或长或短。
影片里，出现在周子其桌上的是《剑桥中国晚清史》《世界近代史》之类的大部头，但李文婷桌上始终都是教材、试卷、作业；别人在操场上踢球的时候，李文婷在宿舍里划重点；别人在学校里观察植物，李文婷在做题；有一次，影片导演看到很多宿舍在墙上贴了装饰，问李文婷怎么没贴，她说：“那边也有”。
李文婷在上补习班
镜头转过去，是一张氨基酸总表。
高二那年，李文婷的排名接近100名，拿到了学校的“双科飞跃奖”。
李文婷踏实勤奋的性格，或与其父的教育有关。李父是一名检车员，工作时穿着灰色工作服，他说，“我的教育是中庸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正常人生活下来，不见得比优秀的人不幸福。尤其女孩子。”
03
“自己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清楚以后读什么大学。”
比起参加高考的周子其和李文婷，陈楚乔对高中三年的利用是不一样的。
《真实生长》截图
纪录片中的她，戴着黑框眼镜，是一个冷静、自省、有着很强自我生长能力的姑娘。
高一上学期，大多数同学还在适应学校，她就感到对未来的迷茫。她说，自己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清楚以后读什么大学。
随后的文理分科，她信心满满地选了理科，但在“艰深的科学”面前，还是栽了跟头，转而准备出国留学。
高二那年，她写了一篇小说《永夜的旅人》，才意识到，创作是她人生中最想做的事情，“你交的朋友，包括你的亲人最终都会离开你，但作品永远不会离开你。”
高二暑假，在国内大众还不知丧尸片为何物时，陈楚乔和同学一起拍了部名叫《极度恐慌》的电影，僵尸题材，改编自韩国同名漫画。
那段时间，他们跑去影视中心借设备，去媒体与出版中心拉投资，然后从网上买道具，开始自导自演。
《极度恐慌》拍摄现场
影片杀青后，一群人每天跑去食堂门口吆喝卖票，票价20元。首映那天，拍摄团队穿了礼服，出现在映后的舞台上，同学和老师坐满了整个图书馆报告厅，《极度恐慌》拿下了7000多元的票房。
如今回想起来，这依然是整个中学时代最让陈楚乔有成就感的事。
高中三年，陈楚乔的感受力和表达欲得到了拓展。镜头里，她经常盘腿坐在桌子上，和大家一起讨论：什么是青年，交流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有归属感……
跟周子其的入世，李文婷的懵懂比起来，陈楚乔更像是“清醒的出世”。
影片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导演问“有压力的时候你通常会干什么？”
陈楚乔
大部分人的回答可能是听音乐、逛街，睡觉或吃东西，而15岁的陈楚乔回答，“有压力的时候就解决问题，把问题解决了就没有压力了。”
04
“乌托邦也需要成绩，“学生也要，家长也要，社会也要，都要。没有一个人不要。”
和大多数人经历的高中不同，在北京十一学校，年仅十四五岁的孩子，就开始像大学生一样，自己决定上什么课，选哪个老师，未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真实生长》截图
因为对历史的热爱，周子其读了文科，选了和学生像哥们儿的李亮老师；“清醒出世”的陈楚乔，选了感情充沛、鼓励学生表达自己想法的黄娟老师；李文婷的导师“方爷”，是一位精瘦、严肃、脾气有点大的中年男性，在物理教学上仍保持着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方式。
陈楚乔（左）与老师黄娟（右）
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改革大胆而充满争议。
例如，体育课比物理课还多，部分老师甚至比学生还不适应，“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场面，我找不到孩子，我没办法给他们训话”。
但大部分老师和同学，还是积极拥抱改革带来的自由空间。学生可以组建“学生内阁”，和校长共进午餐，甚至可以直接敲开校长办公室的门，请校长穿上“小黄人”玩偶服，配合社团拍摄。
陈楚乔认为，“走班制”意味着学校信任学生，“就觉得自己像长大了一样，无论你搞砸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说服自己，用成年人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在这234亩的“乌托邦”之地，也依然要面对高考和成绩。
其中一个片段里，年级主任王春易对着镜头说：“最后是要成绩的，成绩是有短期效应的”。当导演问“谁要成绩”时，王春易说“谁都要啊，学生也要，家长也要，社会也要，都要。没有一个人不要。”
北京十一学校
既要成为改革名校，又要保证高考成绩，比起同类学校的老师，十一学校的老师们要累两倍、三倍。同时，他们还处在被评价和选择的压力中，时任十一学校战略咨询顾问的李茂提到，“十一学校内部实行聘用制度，每个年级的老师每年一聘，接受年级主任的挑选，即便是特级老师，也并非天然会被挑选。”
很多时候，部分老师们也很分裂：是成为中产阶级的升学服务工具？还是教孩子成为一个有社会情怀的人？
某段时间，周子其在现实与理想中纠结、痛苦，老师们担心他在这样的过程中丧失对世界的热情，浪费掉自己的才华，叫来家长和老师们一起讨论。
讨论时，李茂看上去情绪激动，他说：“如果说周子其的家境很一般，有这样的想法（学金融，往上一个阶级流动）我们觉得很好，因为他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像周子其这样的孩子，批判能力一点不缺，他为什么没有激情，他找不到如何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十一学校的老师是这样，你教得再好，如果没有一点社会情怀，实际上很没价值，无非是为一些中产家庭的后代提供一个升学服务，很可怜的。”
这是，画面外的一个声音传来：“对，你这个话很准，升学服务。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竞争，谁能够提供更好的升学服务。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就是名牌学校。”
05
“北大四年，就是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过程。”
2012年夏天，三个15岁左右的少年，在进入北京十一学校时，握着的是同一张名为“成绩”的入场券：
周子其考十一学校初中部时，是1500名考生中的前50，后直升高中部；李文婷的中考成绩是全校第一、全怀柔区前20；陈楚乔所在的区重点初中，中考年级前10才能进十一学校。
如今，十年过去，三个少年走向了怎样的道路？是否成为了想要成为的人？
高考那年，周子其发挥失常，没能考上父母期待的北大光华或北大元培，反倒如愿选择了自己想读的北大历史，不过，后来又发现专业其实离自己关注的现实很远；本科毕业后，他遵从父母意志，去芝加哥读金融，但因疫情只能上网课；毕业后，在美国找工作并不顺利；回国后，没能找到对口工作，周子其最终进入了学而思，准备先养活自己；不过，7月1号入职，半个月后就遇到“双减”，整个部门被裁……
毕业典礼上的周子其
如今他在一家留学咨询公司任职，既不是自己最喜欢、最有热情的，也不是父母最期待、最体面的工作。
《真实生长》番外里，周子其回顾北大读书的四年，“（这就是）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过程”。
周子其
但他觉得，自己身上还是留下了十一学校的印记：当初在十一时的自由环境很难搬到社会上，但曾经理想主义环境里的经历，可以在离开十一后保持独立思考和不被异化的自觉。
和周子其比起来，陈楚乔走向社会的路更平坦些，并且依然坚定地继续在拍电影。
不过，毕业归国时，因为赶上影视寒冬，陈楚乔先在一家传媒公司过渡，后在朋友的介绍下进了一个古装剧剧组，从场记开始做起，她的目标，是当导演。
大学毕业典礼当天的陈楚乔
一方面，因为有家庭的托底，她并没有在生存上感到不安。
另一方面，她说，北京十一学校的印记依然在发挥作用，“当然可以说十一是一个乌托邦，因为这个乌托邦的存在，我在一个非常多元的环境里厘清了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厘清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就算走入社会，进入到一个大熔炉里面，会遇到环境的差异和心态的变化，但我身处乌托邦时对自己的那些认识，也会帮我平稳地度过。”
相比周子其和陈楚乔看到的残酷世界，李文婷放弃了律师梦，选择了体制内的“铁饭碗”。
高考那年，李文婷以630分的成绩考上了首都经贸大学，高出一本线80分左右，选择了金融学院，学保险精算专业。
大学时期的李文婷
2021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她选择进了银行，留在北京，成为一名柜员，“（自己）是一个小富即安的人，更适合稍微稳定的、朝九晚五的工作。”
这期间，看着身边的同学读研、退学，就业、辞职，李文婷意识到：“可能那段面临很多选择、迷茫、彷徨的时期是一个早晚要经历的阶段吧，只不过我的这个时刻在高中就经历了而已。（迷茫彷徨）还是提前一点好，总好过于上了大学才知道，而且还没办法更改。”
2022年3月，在纪录片的试映会上，三个主人公被问及如今是否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时，陈楚乔说：“我觉得我比年少的时候空想的那个自己，更快乐、更平和。”
（左起）周子其、陈楚乔、李文婷
周子其说：“我不能说成为了当时想要成为的人，但还在往那个方向走 。”
李文婷说：“我觉得我成为了，就是自己所希望的那种，平凡、幸福的普通人的生活。”
记者丨李宇欣
部分内容综合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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