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寒冷的季节因你的关注而变得温暖生命不息，阅读不止。
《自私的基因》
[英]理查德·道金斯 著
卢允中 张岱云 陈复加 罗小舟 译
中信出版社（北京） 2012年9月第1版
作于1976年的这本书，“探索进化论对一个特定问题所产生的种种影响”，“研究自私行为和利他行为在生物学上的意义”；“基因信息的不朽是这本书的主题思想”。
本书的论点是:“我们以及其他一切动物都是各自的基因所创造的机器”，“成功基因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无情的自私性”；一个自私基因的目的，“就是试图在基因库中扩大自己的队伍”，采用的办法“就是帮助那些它所寄居的个体编制它们能够赖以生存下去并进行繁殖的程序”。
因此，一方面，各个基因都有“它自己的独特个性”，“在主观意识上觉得自己是一个单位而不是一个群体”，从而强调个体性，也使“生存机器投身于激烈无情的竞争和斗争中去”；另一方面，“一个基因有可能帮助存在于其他个体之内的其自身的复制品”，“基因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其自私的目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滋长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因为“选择的过程有利于那些能同其他基因合作的基因”，“好的基因应能够和它必须与之长期共同生活于一个系列个体内的其余基因和谐共存”，从而使“由许多独立的自私实体所构成的集合体”最终“变得像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这样的利他主义出于基因的自私性”，这就是史密斯的ESS概念(1973年，他和乔治·普瑞斯一起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题为《动物冲突的逻辑》一文，这篇开创性的论文从博弈论的角度阐释了为什么本质上是自私的个体能够和平共处甚至相互合作，并用数学严格刻画了演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ESS）这一基础性的概念，还通过计算机模拟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克服令人厌恶至极的“生来自私”，就应“设法通过教育把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灌输到人们头脑中去”。
以上只是对本书内容极为粗略的梳理。
作者的开阔视野和博学多识，以及科学与人文交叉和综合研究的方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去年曾读过他写于1986年的《盲眼与钟表匠》（重庆出版社和海南出版社2005年5月版）。
这本书是捍卫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认为“缓慢、逐步累积的自然选择是我们的存在的最终解释”。“钟表匠”是有目的、有预见设计师的隐喻。而自然选择却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如果非要说它在自然中扮演了‘钟表匠’角色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盲眼钟表匠’”。书中第五章为《基因的力量和档案》。他在洛杉矶举行的国际无神论者联盟年会上的著名访谈中仍坚持进化是盲目过程，不展望未来，但也承认“我们确实很可能生活在一个进化突然开始变成被智能设计的时代”（？）。
感觉前书写得更好。
《人性兽性——科考人本》
作者 宋健（两院院士、系统工程和航天技术专家，曾任国家科委主任）
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
本书认为：“是人的生物本质牵引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人的生物本质是社会文化发生和进步的总根源”，“文化总是围绕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繁衍后代而展开”；“保护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盖应以保护和提升人性为底”，也即“以人为本”；不管人类取得多大的进步，“都不可能改变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
作者说：“倘若把人的生物性称为兽性（有处雅称“野性”），则人性等于兽性加理性。”也即“兽性”已包含在“人性之”之中。但这样一来，将“人性”与“兽性”并列的书名，在逻辑上就不够周延。
作者引述恩格斯的话：“人类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运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是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人性和兽性在程度上的差别。”这里恩格斯则将“兽性”排除在“人性”之外，将“人性”理解为人的社会性也即“理性”。
在中文语境里，往往将“兽性”视为诸如贪婪、残暴等劣根性。而在“生物性”意义上，它应是中性的词语。这种生物性、本能性，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合理，需具体分析。
本书从人类起源、生存条件、生理欲望等各方面，论述了人的生物本质。但着力强调的，是理性的“可塑性”，通过环境影响和文化熏陶，不断提升人的理性，“增益人性的光辉”。
这两本书，也许能对人间的利益冲突、社会矛盾，提供了生物学和哲学的解读。人们普遍对人类生物性、本能性和自私性，缺乏充分认识与警觉，而过于相信人的善良本性（所谓“德治”、“博爱”）。资本主义和西方现代化生存模式，无非充分调动、激发人的许多本能性需求，排斥宽容、和谐、节制、简朴等人类理性。以此而论，中西并无本质差异，令人忧虑。
附录：马尔诺克思（Malraux）警告说：“人文主义不仅仅是说，‘我做了动物所不能做的事情’，而是要说，‘我们抵制了内心深处的野性驱使，我们有决心在所有人类被摧毁的地方重新发现人类’。”（《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迁移中的价值冲突》第270页引，[美]丹尼斯·古莱特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年1月版）
《世界为何存在？》
作者 [美]吉姆·霍尔特（哲学家、作家、评论家）
高天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追寻万物起源的学术访谈录。作者走访了多位哲学家、科学家和神学家，对“世界为何存在”这一问题，作了坦诚学术交流。一般中国人很可能视此为“吃饱了撑的”。而西方学者却视为最“黑暗”、最“伟大”，可把人“心智撕裂”的“终极之问”。
这大约与西人思维方式有关。他们讲究“充足理由律”，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中国人要的是“你应该怎么做”。此书认为，思考这一问题“我们才可能有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存在的价值”，关系到人的存在是否有意义。
从访谈来看，对“终极之问”的回答五花八门。本书概括为三个阵营：乐观派认为，世界存在必有原因，人类有可能找到它；悲观派认为，我们不可能确切了解它；全盘否定派认为，世界存在不可能有原因，问题本身无意义，是个伪问题。具体回答也多种多样。神学家认为，是上帝自由选择创造了世界，动机是他无限的善；量子宇宙学家提出“大爆炸”说，认为宇宙是通过量子涨落从虚空中随机产生；有哲学家认为，世界存在是“原初事实”，“宇宙反正就是存在，其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罗素），“世界本身就是它自身存在的原因”（斯宾诺莎）。郭象《庄子注齐物论》：“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寻其原以至乎极，则无故而自尔也。”认为终极是无原因的自然存在。中国人不作终极之问。
作者的思想底色，是无神论存在主义，显然不会同意上帝“创世说”，但也无法确认任何一种答案，持阙疑待考态度。所以，他在书中引威廉詹姆士语：在存在之谜面前，“我们都是乞丐”；在书的结尾转引安布罗斯比尔斯《魔鬼辞典》“哲学”条：“一条有许多路线的道路，起点不明，终点不详。”
这是一本很伤脑筋又很锻炼脑力的书。我也无法确认任何答案。不过，是否可以尝试排除法，先回答世界是否是客观的、物质的这一哲学基本问题，进而排除从伦理动机角度探讨，确立实践论认识论。如此一来，就只剩下宇宙物理的解释，但不承认有终极答案。回答问题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过程。如作者所言，形而上学只能“将实在中尚无解释的部分减到最少”（133），却不可能减少到“零”，“我们永远不会得到最终的解释”（大卫多奇，164）。因此之故，最好称其为“无终极之问”。无限的好奇心，不正是人类的本质吗？
本书的开阔视野和逻辑思维能力令人钦羡。这种学术访谈形式也值得提倡，比一般的学术研讨会更深入、直达要害，对于激发人的思维很有助益。古代僧人的行脚参访，或也带有此类性质，不仅仅是寻师和布道。
《轴心时代——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
作者：（英国）凯伦·阿姆斯特朗 （著名宗教学家，曾有7年修女生活经历）
译者：孙艳燕 白彦兵 海南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
这是一部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简明哲学读本。以时间和文明为序，简要介绍了代表性思想家的思想要点。其中不乏有趣的小知识。如在介绍柏拉图《理想国》时，述及苏格拉底的“洞喻”：走出洞穴见到阳光的人回到洞内，想要启蒙解救那些只见阴影的人，那些囚徒甚至可能杀死想要解救他们的人，象雅典人杀死苏格拉底一样。这使我联想到昆德拉《庆祝无意义》中杀死救助者的情节，不知是否也有这种隐喻涵义。
乍见书名，对它抱有很大期待，但读后有点失望。作者只是介绍各文明哲人的世界观，内容也未超出世界哲学史范围。而我想了解的却是：为什么在这一地理纬度，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这一批思想家？各文明共同的原因和特殊的原因是什么？社会突飞猛进，为何后代再未出现类似的普遍性哲学井喷？轴心时代思想的永恒性和局限性又是什么？对当代人有何启示？凡此，此书均未给出答案，提供思路。因此，译者称赞它是部“天才著作”，未免夸大其词，甚乃是孤陋寡闻。
也许作者为其宗教专业所囿，对宗教思想、内省性思想情有独钟。书的结尾，呼唤“优雅而理性的神学”，张扬孟子的“求其放心”，正是其局限性的突出表现。
作者对中国文化充满好感，却又如雾中观花，终隔一层。如她称誉“中国的包容精神是独一无二的”，就有违事实。轴心时代的各学派，儒道释各宗派，多有互相攻击。当权者之不容异见，即非“独一无二”，也是名列前茅吧？
《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
作者 罗伯特·所罗门（美国哲学家，已逝）、凯思林·希金斯（美国哲学教授） 张卜天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1月第4版
这是一本简明、通俗的大学哲学教科书，一本哲学入门书。谈到何为哲学，哲学大问题是什么，怎样做哲学、学哲学等。认为哲学就是研究人生大问题，就是寻根究底，于不疑处生疑。中心内容，则是介绍许多哲学大问题诸如生活意义、上帝、实在、真理、自我、自由、道德、正义、美等等。书末附录了哲学写作和演绎逻辑问题。每章先提出“开篇问题”，章末列出“篇末问题”、阅读建议。
有些大问题论述不乏启发性。如谈到人生意义这一“哲学最终问题”（？），要求结合“语境”来谈，要与生活指向相联系，不宜笼统地谈。如关于“幸福”，列出了现代人自我“满足”幸福观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区别。后者认为：幸福意味着整体平衡和一生都好的生活。关于“平等”，列出四个类型（拥有同样能力和才干；法律面前有同样地位；每个人有同样利益、责任；每人拥有同样进步、成功机会），指出只有第二项成立（？）。作者认为：“只要超过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水平，不平等就应当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些情形是值得欲求的和对每个人都有利的东西而得到宽容。”（我把“平等”界定为全社会对权益差异的心理承受力，难以量化，如基尼系数就有0.4、o.6、o.7等不同表述）关于“爱国主义”：“它绝对不是盲目赞同领导人、政府和本国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爱国主义参与有时可能涉及对一个个人所效忠的国家进行批评”。（这也与我们的正统理解不同）
附录讲解哲学文章的写作方法、文体风格，以及正确、错误的逻辑论证，比较实用。最后的术语表，可视为哲学小词典。但有些解释仍然很模糊，比如“伪问题”，真、伪的区别究竟何在？不清楚。
此书显示出西方哲学分析性的特长，同时也是局限，缺乏整体关照和系统完整性，太过零碎。各种“大问题”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没有任何交代，未免遗憾。
《正义之心》
作者 [美]乔纳森·海特（杰出的道德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学者）
译者 舒明月 胡晓旭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版
本书是一部道德心理学著作，不是政治哲学著作；不是讲“正义”，而是讲“正义之心”，是讲“道德真正的运作方式”，帮助人们“理解那些与你意见相左的人，学会和他们和谐相处”。所谓“正义之心”，是指“包括6种道德基础在内的一整套心理系统”。6种道德基础是指：关爱与伤害；公平与欺骗；忠诚与背叛；权威与颠覆；圣洁与堕落；自由与压迫。6种道德基础，又可形成无数组合方式。
人为什么在道德上总是坚持“我对你错”呢？那是因为人们所持守的道德基础不一致，看不到、不理解别人的道德基础、别人的良善。所以作者说：“道德凝聚人信，但是有盲目性。”。因此，他反对“道德一元论”，因为这会“冒着让社会变得冷酷无情的极高风险”。
本书的道德哲学基础是直觉主义。认为道德是长期进化而形成的直觉，是是一种迅捷、自发的过程，有点象动物的本能性反应。人的基因是自私的，但为了竞争获益，又有群体性、互惠性利他。人性就是“自私与无私”、“社会本能与互利互惠”的混合。认为道德心理学的首要原则，就是“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但也需要与后天学习相结合，类似孟子的“求其放心”。
作者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满于美国政治的混乱与阴暗，曾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他的道德心理研究，就源于总结克里竞选失败的教训，想用其研究帮助自由派取得胜利。他认为，“共和党人懂得道德心理学，民主党人不懂”；民主党太理性，共和党很直觉。共和党人运用了5种道德基础，与选民有更广泛的联结，民众也更喜欢直接的判断。（特朗普的获胜，也许能部分验证此论）但从学理上，作者认为自由派、保守派和折中性的自由意志主义都有合理性，由道德调和论走向政治调和论，自觉不自觉地为现秩序辩护。因此，作者思想被两党广泛关注，被西方媒体评为“世界顶级思想家”。
本书最可贵的思想是道德多样性。也指出了两党某些道德心理特色。写法上，结合社会和个人实例，不事空谈，均是优点。但讲道德不讲利益关系和对利益的理解，讲两党区别不讲其社会基础，都是其致命伤。
《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
作者 朱云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2016年3月第4次印刷。
书名源自作者师尊张佛千所赠联语箴言“高思在云时空俱远，青光有汉星斗皆文”。“高思在云”意谓居高临下的思考，意指大历史、长时段研究方法：有宽广的历史、理论视野，就能高瞻远瞩。后句一语双关。从字面看，“青光”意指蓝天，“汉”指“河汉”也即天河：夜空有了天河，星斗便一片灿烂。也可将“青光”理解为清明的目光（《太平广记》卷六引旧题汉郭宪《洞冥记·东方朔》：“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见幽隐之物。”）；“汉”隐喻中国：洞烛幽微的目光，如能看到中国的崛起，世界才显得多姿多彩。这些寓意，均符合本书意蕴。
本书重点反思、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观点正确，但并未超出西方左派批判的深广度。指出四个重大历史趋势的反转，也只是揭出众所周知的事实。肯定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合理干预和国际反霸权，是正确的。但全盘肯定“民本”、“王道”传统，就流于偏爱和片面。“民为邦本”也好，“王天下”也罢，均是注目于政治权力的巩固，而非民众福祉与权利。西方的问题并非是“民主”错了，而恰是民主的异化、虚伪和匮乏，精英对草根的剥夺。中国的崛起，主要是搭了全球化产业转移、国际贸易的便车，以及教育、科技的大发展。问题是权力监督、制衡和公民权利(政治参与权、结社和言论权)欠缺。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中西共同的问题，是对人性自私、享乐、贪婪的劣根性缺乏警觉与制约措施。中西方均面临社会转型问题，都有各自难念的经。该书也许受到大陆兼职的影响，有点太“主旋律”、太有“看齐”意识了。而台湾能容忍这样的教授和观点，恰恰证明了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进步性。
《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
作者 林红：法学博士。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7年4月第1版
这是我所见到的国内最为全面论述民粹主义的的专著。
全书分为绪言、民粹主义的概念梳理、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民粹主义的的实证分析四部分。
作者认为，“民粹”概念，有“以民为粹”、“民之精粹”两义。作者还指出：民粹主义范畴的“人民”，是一个“抽象同质”的“整体概念”，不对“人民”作具体分析，不重视个体的“人民”。（毛泽东论“人民”虽然作阶级分析，但从不论个体人民的权利）
本书最具启发性的地方，是借鉴西方学界研究成果，扣住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关系这一民粹主义研究的核心。将民粹主义概括为“具有反精英特征的精英思想”，也抓住了要害。民粹主义充斥对精英的不信任，却又不得不依赖精英的“引导”与“组织”。
一方面，民粹主义“以民为粹”，神化抽象、整体的“人民大众”，贬低精英群体；另一方面，又神化“民之精粹”，视其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人民”的“大救星”（与《国际歌》背道而驰）。民粹主义倾向于传统、平等、集体主义、直接民主，但又呼唤、崇拜奇理斯玛型精英领袖。俄国、中国（包括台湾）、美国的民粹主义，无不如此。（试看美国大选，民粹主义也只能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石油、军工集团的精英人物来代表，而特朗普班子成员的财富，却是美国三分之一人民财富的总和。）正因如此，民粹主义虽然是对精英主义代议制民主弊病的反播，却难以导向真正的民主，而带有先天的专制倾向。（阿伦特曾说：正是群众给了极权主义以可乘之机）
由于民众多有朴素的民族感情，爱国主义又是最廉价的政治动员资源，因此民粹主义又往往与狭隘民族主义想联系。目前的国际民粹主义思潮，就多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英美日等均是如此。如果说，弱小民族的民族民粹主义，还有争取民族独立的合理性，那么，霸权国家的民族民粹主义，则具有更大的国际危害性。当前美国的民粹主义，就有民族自私、反对全球化、遏制它国崛起的反动性。
此外，民粹主义还有道德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大陆前期），以及暴力倾向（现在台湾）等。
作为一个苛刻的读者，我很希望作者能够对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民粹主义，诸如左的和右的民粹主义，泰国的红、黄民粹主义，台湾的蓝、绿民粹主义等的成因及化解，作些理论分析。
关于大众文化系列图书
《大众文化的神话》
作者[英]阿兰·斯威伍德：英国文化社会学家，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社会学讲师。
冯建三 译；三联书店2003年北京第1版。
本书既反驳了大众文化是一种全盘之社会控制的手段，也批判了大众文化是一种多元民主的文化形式。认为“作为一种神话，大众文化合法化了资产阶级兼具民主与极权的支配状态”。但对无产阶级抗争不平等的潜能，似乎作了过高的估量。他将文化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经由众多中介环节的博弈而形成的生活方式，还是有一定道理。
《娱乐至死》
作者[美]尼尔波兹曼：纽约大学著名媒体文化研究学者；
译者 章艳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桂林第1版，2006年第3次印刷
本书的基本观点：“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著作用很大篇幅，叙述了美国由“读”到“看”，由印刷与阅读的客观、理性、严肃、有序和逻辑性公共话语，逐步走向电视、视觉、图像的直觉、有趣、情绪化的历程。
尤其具有启发性的，是指出技术“并非完全中立”，“每种技术都有内在的偏向”；“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所有的内容都是为了娱乐;好的电视节目，“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凌按;网络的点赞、鲜花）。
因此，作者认为。美国的现实危险，不是奥威尔式的专制，而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警示的一种柔性极权，即“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坏事变好事——大众文化让我们变得更聪明》
作者[美]史蒂文·约翰逊：畅销书作家、文化学者。
译者 苑爱玲 中信出版社北京2006年9月第1版
从书名即可看出本书的基本观点，完全不同意上书的看法。书名中的“坏事”应是加引号的所谓的坏事。
作者认为，诸如电子游戏、暴力和青春电视剧、真人秀节目等大众文化，逐年变得成熟；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垃圾”文化，其实正使人类变得更聪明，提高了人们的lQ值与认知能力；这些未必能从书本学得到。作者主张，把媒介当成一种认知训练，而非一系列的知识教育，一种补充显性学习的隐性学习方式。
作者充分肯定阅读的价值：专心、专注、从字词中获取意义的能力、跟从文字发挥想象的能力等等。但也指出其致命弱点：线性和被动性，非参与性。而参与性、双向互动，恰是大众文化的优势。
例如游戏，就能强迫你作出决定，作出选择，权衡轻重。毕竟学习如何思考最终还是学习如何做正确决定。（此点重要）
《垃圾文化——通俗文化与伟大传统》
作者[美]理查德·凯勒·西蒙：美国大学西方文学研究学者。
关山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11月第1版
书名“垃圾文化”也是带引号的、所谓的“垃圾文化”。本书认为，当代青年学生之所以不愿读经典，是因为经典与当代现实缺乏联系。而被视为“垃圾文化”的通俗文化，恰恰是古典文化在当代现实中的翻版。作者认为，通俗文化之所以受欢迎，恰恰是因为适应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变迁。
作者通过对诸如电影、广告、裸体画等通俗文化与经典的对比予以论证。《理想国》、《乌托邦》等美好社会和生活的故事、理想，变成了商业广告关于快乐与平等的美好展示。“享受生活——也就是快乐”（《乌托邦》），是两者的共同追求；区别只是前者更珍视心灵快乐，后者更注重身体快活。当代《花花公子》中的裸体画，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裸体艺术有某种内在联结，“观看女人的基本方式，刊登这些图片的基本用途都未曾发生变化”（约翰伯格《献媚的表现》）。关于越战的电影故事，则源于荷马、斯宾塞、莎士比亚、康拉德。书的结尾，呼唤古典与现实的联结：“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令人着迷的动人故事，但实际上却没有人去写，是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了。”
《理解大众文化》
作者[美]约翰·费斯克：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教授，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迷。
王晓玉 宋伟杰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1年9月第1版
作者借鉴欧洲布迪厄、巴特等人的理论，分析英语国家的大众文化。作者指出大众文化研究的两种走向：一种将大众文化视为礼仪意义上对社会差异的管理而导致社会和谐，与权力模式无关；一种是强调权力宰制的力量，认为根本不存在大众的文化，只能是文化工业强加在那些无权者身上的“群众文化”。本书持第三种路向：在承认权力宰制的同时，更注重大众的抵抗战术、大众的活力和创造力，视其为潜在的、而且实际上通常是进步的（虽然不是激进的）力量。这是对大众文化的乐观解读。
第1章《牛仔美国》，通过分析牛仔服时尚背后的潜在意义，论述了大众文化处于宰制与反抗之间。一方面，资本商家借助牛仔服商业广告，营造一种自然、自由、活力、创造的美国精神，宰制使用者；而穿用者则通过诸如漂白、磨损、撕破等主动处置，表示对宰制的反抗，成为自由的“我自己”；很快，这种反抗又被商家收编，成为新的商品、利润形式；而高档名牌牛仔裤的上市，则意味着美国乡村神话，被吸收到当代都市化，满足高消费群体的需要；从而形成一种有差异、无对立的和谐氛围。大众文化作为日常生活文化，表现出有识别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
节假日文化也是如此。其官方意义,是“身心调剂”（recreation）（凌按：中国还有弘扬传统、凸显中国特色等含义），支持工作伦理和再生产；而其大众意义，则是狂欢和身心解脱，合法地沉溺于被压抑的快感上。游戏，作者认为是对宰制力量的逃避（凌按：也许官方还有转移视线，受众还有支配幻觉等意义）。
大众不能生产其存在条件，只能利用资本现有条件反抗产生现有条件的体制。先锋艺术，只能在中产阶级内部产生。大众的力量，只是试图规避或抵抗权力集团的规训与控制，有进步性，而无革命性。
大众文化不同于民间文化。它是现代、后现代文化工业、商业的产物，是转瞬即逝的；而民间文化，则是相对稳定、传统的社会秩序的产物。
思考
对于“大众文化”，有几十种定义。任何一种定义，都很难涵盖它的所有性质。也许从它不是什么和出现的条件两个角度，可大体描述其基本特征。一般认为：它不是纯粹的官方文化，不是精致的高雅文化。它产生的条件是：印刷品、电视、广播等文化载体普及；大多数民众具有起码的文化消费能力（经济、文化、闲暇）；政府的文化政策相对宽松，允许无害的娱乐存在。因此它只能在比较富裕、民主的国度出现。
至于其社会作用，《理解大众文化》讲得比较到位。从大众角度讲，是权力宰制下争取有限的独立、自由与快乐；从权力角度说，也可缓解阶级对立，达至社会稳定与和谐。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是资本主导，权力为资本服务；中国的大众文化（如果说有的话），则是权力主导，权力者同时是资本所有者，从而能更直接、有力地支配大众文化，“政治正确”置于首位，央视“百家讲坛”、于丹讲《论语》就是显例。
《理性地捍卫科学》
作者[美]苏珊·哈克（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教授）
曾国屏、袁航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8年7月第1版
这是一部科学哲学著作，以认识论视角论述科学性质及社会作用。在著者看来，科学既非神圣也非骗局，既反对传统尊崇主义固执己见和唯科学主义，也反对新犬儒主义的绝望及反科学主义，尽管二者均有真理成分反对简单的二分法，正如王尔德所说：真理“很少纯粹，从不简单”。感觉经验是不完善的，甚至被预期所扭曲；归纳总是不完全的，证据是复杂、模糊乃至误导的；探究是困难的，人的认识是崎岖和不断深化的，经验科学系统必定被经验推翻。这也许与人性有关，使人想起了狄德罗的名言：“人是由力量和软弱、洞察力和盲目性、卑鄙和伟大组成的，这并非批评，而是为人下定义。”（101页引）
第六章论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异同。认为社会科学虽是意向性、解释性和移情性的，但也是还原性、说明性和客观性的，也需要证据支撑。社会现象并非如有人所担心的完全异质，在文化差异背后存在人类共性。二者差别，只在说明的性质和证据的性质。社会科学不可能“价值无涉”，而只是提倡“祛私利性”。这有多种意义：⑴无利害关系的；⑵一个问题出现无任何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⑶不是由对一个探究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的期望所激发的。在第三种关键意义上，等同于“无偏私的”或“公正的”；即要求“探究者追求真理而‘不管真理可能是怎样的’”，“不管他希望结果会是怎样”，“不管它将会促使他相信什么利益”（164、165页）。也要求你“没有不可改变的预设”、“愿意检验所有的证据”、即使“证据结果与之相对立你也愿意改变你最初的判断”。描述性与评价性应有区别。这当然只是理想，是很难达到的，特别是在与道德、政治价值密切相关的领域。特殊性真理很容易被误解为一般人类社会的真理（没有特殊性的普世价值）。
科学万能论和唯科学主义固然僭妄，但承认存在科学真理，对世界的解释只能基于意志而非知识，更十分荒唐。
所谓理性地捍卫科学，就是既承认科学的真理性和进步性，又承认其有限性和可错性、“不存在不需要进一步说明的说明”（360页），并对其被政治和道德偏见利用作恶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惕。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
作者丹尼尔·科顿姆（阿克拉何马大学 大卫·A·布尔文学会主席）
仇蓓玲 卫鑫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5年9月版
序言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
因为它打破我们的常识
它让我们脱离实用性
它让我们脱离理想
他让我们丧失人性以外的东西（脱离大众生活，无法理解普通人的感受）
它让我们的心变得麻木
它让我们意志消沉
它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虚弱
它让我们自命不凡，得意得昏了头（弗兰西斯培根：过多的追求知识……就会变得趾高气扬）。自命不凡依然是当今学者们的一种职业危害
它让我们的个性变得沉闷
它让我们沦为奴仆（米歇尔福柯将学校比作监狱和收容所）
它让我们变得叛逆
它让我们变得贫穷（与重大机遇擦肩而过）
它让我们变得骄纵
它使我们成为乌托邦乐观主义者
它使我们成为悲观主义者
它导致教条主义（漠视感觉到的清晰明白的事实）
它导致怀疑（大卫休漠：最完美的哲理等于无知）
它让我们置身于生活之外
它让我们陷入生活的困境中
它让我们成为骗子
它让我们成为书呆子（只从过去找权威典据）
书摘：
美国“确保同归于尽战略”（MAD）:作为美国人，坚信杀戮许许多多无辜的人，甚至是灭绝全人类都是正当的行为，这一点已经构成了我们的人性。（第28页）
33页引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教师是“假设自己知道的人”。
《自由、平等、博爱》
作者[美]詹姆斯·斯蒂芬（1829-1894，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法学家）
冯克利、杨日鹏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7年11月版
“自由”、“平等”、“博爱”，已成为某种不容置辩的普世信条。但早在1873年，著名法学家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即针对约翰·密尔的自由主义，对这三个口号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提出尖锐批评。
他认为：自由只能是有秩序的自由，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而博爱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容的价值。
他认为：获得财产和隐私权，是最重要的自由权利；而法治则是自由的保证；自由依赖于权力——明智而又强大的政府。他同时又指出：自由有可能导致不平等；而财产平等又是自由的丧钟。自由与平等的冲突，至今仍然是个无解的方程。
作者认为，在三大教义中，平等最有声势，“同时也最为模糊”；包括政治的、法律的、财产的多种内涵，“很难归纳成确定的形式加以讨论”（153页），“含义十分空泛而含糊，本身几乎没有意义”（161）。他认为“人从根本上说是不平等的”（184）.他只承认法律下的平等，所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但落实又很难，因为国民在制定、执行、监督法律环节的地位不同。如作者就站在男权立场，否认男女平等。
他不承认有博爱，对卢梭《忏悔录》里的“爱”感到恶心。认为“能够要求于绝大多数人类的，不是爱，而是尊重与正义”（198页）。他认为，固然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大多数是不好也不坏的人；利益冲突，使人难以博爱；普世之爱，“不过是对某种得势的手段论的迷狂”（215）。因为全人类不可能有一致的利益，不都是兄弟姐妹（217）。因此，他说：“博爱的性质存在着大量的自欺”，“不适合成为一种信仰”（219）。这些观点，也许很难为人接受，但细细思量，确有合理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有多少罪恶，是在“博爱”名义下实施的啊！
《尼采传》
[法]丹尼尔﹒哈列维 著 刘娟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
这是一本成于1909年、距尼采去世不足10年的传记。其特色，是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对传主心理作了设身处地的剖析。
作者依据尼采著作指出，尼采是一个怀疑并摧毁既定秩序的独立思想者；他不打算建设，只探讨某种新的可能性。
尼采把个人独立性、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弗里德里希·尼采没有上帝，没有父亲，没有信仰，没有朋友，他获得的每一根支柱都来自他自己，而他从不屈服。”（139）他甚至想“把抚养孩子的忧虑交给朋友。”（129）
传记指出：“不论就教育还是就天性而言他都太具有贵族气，这注定他不能对平民政治感兴趣。”（23）甚至主张“为了让极少数卓绝超群的人创造出一个艺术世界，必须使那些以劳动为生的人的痛苦变得更强烈”（65）。他只“推崇那质朴的力量和原始的活力”（49），尤其是超人的强力意志和力量，推崇征服者的暴力。看到一个男人在暴雨、雷声中屠宰羔羊，“感到爽极了”、因为“它们是无伦理约束的自由自在的力量本身”（29）。“创造的天性——一种已经表现出某种专横残暴的天性——紧紧抓住了他。他憎恨革命的法兰西。”他还“要求女友露﹒莎乐美对他所有思想的完全赞同，而她的骄傲的保留令尼采不能容忍。”（162）
作者也准确揭示了尼采思想的矛盾：“他身上兼有的艺术家、批评家和哲学家的种种天赋把他往各个方向引导（150）”；“他几乎没有成功会理解过这些激动他的思想，也没有成功地从不同的方面理解过它们。他的思想只是他的一些抒情幻影超人主要是一个抒情诗人的梦想和谎言。”（168）他的永恒轮回和超人意识又处于尖锐冲突之中：“永恒轮回是一种抑制所有希望的痛苦的真理，而超人则是一种希望和幻觉。从一个象征到另一个象征时没有任何过渡，这就产生了一个十足的矛盾。如果查拉斯图拉讲授永恒轮回，他就无法激起人们心中对超人属性的热烈信仰；如果他讲授超人，他又怎么传播永恒轮回这一道德恐怖主义呢？然而，尼采担当起这两个任务，极端混乱的思绪把他驱向这种荒唐的处境。”（179）
确如尼采自白：“我是精神的探险者”，“我漫游在我自己的思潮里，听从思想的召唤”（88）。他在1875年写道：“在一个思想家的生活中，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有两种相反的倾向同时迫使他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并将他置于它们各自的束缚之中。一方面，他渴望认识，于是他不知疲倦地抛弃掉支撑人们生活的坚实大地，冒险进入陌生的领域；另一方面，他渴望生活，于是他又从不厌烦地寻找一个居住的地方。”（219）这也许是所有思想探索者都具有的心理冲突吧？
人们都知道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和“上帝死了”等主张，似乎是反基督教的。但传记转引的尼采语录，证明并不这么简单：其致笔友卡尔·弗契斯函说：“我无论怎样谈论基督教，都不会忘记把我精神生活中的大部分经验归功于它，而且我内心深处希望永不要对它忘恩负义。”（217）他所反对的，是那种仪式化、盲目信仰的宗教和“上帝”，所谓“没有明确的思想作支撑的宗教信仰招人反感。”（122）也许“超人”就是他的信仰和宗教吧？
不管怎么说，尼采在个体独立性范围内，有许多宝贵思想，能鼓励人们争取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所谓“尊个性张精神”。但他罔顾现实社会关系和他者利益，表现出主观唯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他的孤独和非理性倾向，终于导致精神疾患，中年抑郁而终。鲁迅、木心，都曾受其影响。但鲁迅既是个性主义者，又是民主主义者，与尼采、木心不同。他的非理性色彩也十分明显。尼采授业恩师、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尔说：“尼采的书《悲剧的诞生》”等于“有才华的眩晕”。维拉莫维茨在《未来语文学》中评论《悲剧的诞生》：“色彩和调门是这本书主要的着眼点。尼采先生绝对没有把自己表现成一位学术研究者。”（社会科学报1017年4月20日第5版，聂敏里《古典学也是现代性的事业》引）
传记最大的缺陷，是未能回答：尼采及叔本华等人的生命哲学和唯意志论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何在？
我也不太赞同《编者的话》所说尼采是后现代主义开端和先驱的观点。二者在尊个性方面，有一致性。但前者有贵族主义倾向，乃至视他人为地狱；后者同时承认他人个性，也更加平民化。前者虽然也重感性，却更重思想深度；后者基本是跟着感觉走，更加表浅化、平面化。前者往往带有悲观、绝望情绪，而后者则是一种醉生梦死的廉价乐观主义，所谓“娱乐至死”、“活在当下”。以此而论，尼采不过是现代主义的极致罢了，很难划入后现代主义阵营。如果硬是要寻找二者渊源，也许现代主义中的达达主义、行为艺术，可勉强视为后现代主义的源头吧？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美]胡素珊（SuzannePepper）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中国问题专家） 启蒙编译所编译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7年北京
本书以以史家之公心，以详实的资料，论述国共内战一方失败、一方胜利的政治原因，比较客观公允。
共产党是通过许诺、给予人民尤其是农民以实际利益，而非论证主义合法性取胜的，改革以来也是如此。
书中转引储安平批评国人缺乏理性、评藉冲动和武力解决冲突的弊端。台海两岸至今如此。不善平等协商的民族，永远走不出专制怪圈。
《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皮埃尔阿多与雅尼卡尔利埃、阿尔诺戴维森对话录》
[法]皮埃尔阿多 著（法国20世纪著名哲学家、史学家与文献学家）姜丹丹 译
译文出版社（上海）2014年7月第1版
这种哲学观，不强调话语功能和体系建构，而强调生活选择。将哲学视为一种精神修炼、智慧探求，一种生活方式。虽然主张学会“活在此刻，犹如最后一次也是初次看到世界一样去观察”，却不同于时下那种纯粹利己主义的“活在当下”哲学观；而是“修炼弃绝私己与激情，在普遍性与客观性的视野里看待事物”；在哲学这个最强烈、最高贵的意义上，是“为众人服务”；“哲学生活旨在有意识地承担作为置身万物中的一员的事实的勇气”。这与儒家修齐治平、佛教大乘度人有相通之处。但是，该书没有论述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约束条件，生活自由的限度。想过一种生活，与实际过一种生活不是一回事。舍此，生活方式仍只是话语建构而已。
《道德资本论》
王小锡 著（哲学博士，南京师大教授、博导，伦理学专家）
译林出版社（南京）2016年9月第1版
作者反对某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经济学不讲道德”的主张。认为经济必然内含道德，离不开道德。进而拈出“道德资本”概念。认为作为“影响价值形成与增值的精神因素具有资本属性”。最后落脚于企业道德资本的培育与管理。
强调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属性是合理的，但“道德资本”概念令人费解。所谓“价值形成与增值”，不就是企业信用与信誉问题吗？它更多的体现为法治，何必非讲“资本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只能从从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而不是反过来，某种道德决定、支配经济活动，使经济增值。合理的经济伦理，来源于合理的经济关系，而不是相反。
中国的文化传统，使人总是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而轻忽制度建构，尤其是法治建设，至今为然，以为强调道德，道德就会到来；但事实不断打我们的耳光。
《虚无主义的平庸化—20世纪对无意义感的回应》
[美] 凯伦L.卡尔 著 张红军、原学梅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2016年10月第1版
本书竟无作者介绍，从百度也未查到。
本书是一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的简史。主要论述、比较尼采、卡尔巴特、理查德罗蒂的虚无主义。由于对他们比较陌生，读起来有一定困难。大概意思是说：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是无法寻找终极价值、真理的焦虑；而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则是拒绝所有继续寻求真理、价值或意义的尝试，成为否定终极价值、真理存在的一种狂欢与游戏。虚无主义成为一种轻松玩笑的根源。所谓“虚无主义的平庸化”，即指这种后现代心绪。后现代虚无主义，使真理成为一种趣味，一种个体和文化的偏爱，任何形式的伦理、宗教或政治变革的可能性都实际上被排除，现状的永恒性却得到了暗中支持，平庸的虚无主义的最终结果绝不是平庸的。
总觉对两种虚无主义的根源缺乏剖析。大概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神话破灭，使人由相对真理的缺失，导致对绝对真理的怀疑，产生不知到何处寻找真理、价值和意义的焦虑。其认识论失误，是将绝对绝对化。而后现代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大众化、平民化，极端个人化，使人以为，当下快乐就是一切，不存在任何真理、价值和意义，从而产生平庸化的虚无主义快感。其认识论失误，是将相对绝对化。二者都源于将绝对与相对的僵硬对立，不了解二者的辩证关系。
《地缘大战略——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战略选择》
丁力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
这是一本由业余作者撰写的地缘政治著作被称为“一部忧患之书”。作者认为：“一个国家有责任感的公民越多，责任感越强烈，国家的基础就越雄厚，前景就可能越美好。国家的强盛就是在偶然之中由这些有责任感的公民推动的。”遗憾的是，在中国，有责任感的公民太少。当然，当权者有很大责任，他们不愿政治公开，也不愿公民政治参与。即使如此，还是有少数有志之士不放弃责任，位卑未敢忘忧国。
本书认为“框架性的国家战略是极其必要的，尤其是在国家的转型或动荡时期。”而国家战略，又与地理位置关系密切，战略均势，以地理位置为基础。此之谓“地缘政治”。
又指出：一个国家的成长必定伴随着扩张，这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扩张有两种类型：土地扩张和市场扩张。由于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单元，注重内部兼并和统一，而非对外扩张。中国对外是和平主义的，对内未必如此。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施行特务政治，却是一位国际和平爱好者，告诫子孙，不要轻易对外开战（《皇明祖训》）。
作者认为，中国西部地广人稀，人口只占全国百分之六，不适合“大开发”，只需要自然和人文的生态保护，人们的生活就会得到极大改善。又认为，中国对海洋的重视实在太晚了，落在了其他国家后面，以致陷于被动。这都很有见地。
综观全书，总感战略思维欠缺。缺乏一个地缘战略理论框架，也无中国的地缘战略整体论述，而更像世界各国地理的国情简介，显得过于琐碎。基辛格曾批评中国缺乏战略思维。这或与中国经验主义文化传统有关，也与长期封闭，知识分子视野狭窄有关。与美国比较，高下立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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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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