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古城是潮州历代县、郡、州、路、府、道署的治所，也是历史上粤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媒体公开报道，潮州将围绕“打造海内外潮人乡情维系的凝心工程、文化地标”这一目标，积极发动潮侨潮商参与和支持镇海楼续建项目建设，全面深化“潮州府治”历史沿革、潮州历史文化和潮人潮侨史迹等历史资料收集论证和展览设置，不断提高潮文化的影响力、向心力和凝聚力。那么，潮州府署建于何年？其历史变迁又是如何呢？
镇海楼。林文强 摄
建成后共有26次维修增建记录
嘉靖《潮州府志·建置志》载：“府署：旧枕金山，宋景炎三年（1278）毁于兵燹。元至正间，总管丁聚建为总管府。洪武元年，改为卫（即潮州卫指挥司署，后为潮州总兵府署）。通判张杰移建新街（即今义安路），创作正厅，东经历司，西照磨所；厅后为后堂，堂前为穿亭；亭左广盈库，右架阁，前列仪门、六房、土地祠、谯楼。后堂北为知府廨。左同知、推官、知事廨，右通判、经历、照磨、检校廨，东西垣为吏舍”。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公署》：“潮州府治，洪武元年立为府，通判张杰建。”则可知明清的潮州府署是始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
自建成以后，屡经修建，至“民国后废为海阳县署，三年（1914）改为潮安县署。”（饶宗颐总纂《潮州志补编·古迹志》）兹据《广东通志》《潮州府志》《海阳县志》等记载，共有26次维修、增建记录。
府署兼为全城报时谯楼
清代各级衙门的建置，从建筑布局到衙署结构甚至油漆彩绘，都因其等第、级别、职能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清朝规定：“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官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依次而减。”（清·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45）通常情况下，建制完善的衙署同时要满足各种办公、居住等需要。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大多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设计理念进行布局，同时受风水理论影响。衙门是一方或一座城市的主宰，按照风水观念，衙署通常都位于城市中央，即所谓“正穴”之所在，穴是聚气的焦点，南向为正，居中为尊，有“居中而治”之意。故又有“衙门口朝南开”的俗谚。
这种坐北朝南、居中而治的设计思想，要求主体建筑必须集中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大门、仪门、戒石亭（坊）。戒石亭（坊）的左右通常为六房。主体建筑由大堂、二堂、后堂等构成，是长官及其所属人员办公的地方，佐贰官、属官不能位于中轴线上，而只能居于东西副线上，以体现身份地位的差别。此外，衙署建筑还要体现“文左武右”“前衙后邸”等设计思想。地方衙门的监狱都设在大堂西南仪门之外，因为按照《易经》及八卦学说，这一位置属于“坤位”，即所谓“阴之极”，故称之为“南监”。
就格局和体制来说，地方大小衙门是缩小了的皇宫，而皇宫是放大了的衙门。在这一系列的衙署建筑群里，虽然不存在明确的成文规定，但长期以来形成了普遍遵循的惯例。潮州府署也是如此，只不过因地制宜，将门屋升高为两层门楼，兼为全城报时的谯楼（也称鼓楼），名“镇海楼”。笔者曾有文《从此波平鲸鳄徙 登临不用杞人忧：潮州镇海楼谈片》（《南方日报》2021-01-14）详述之，不赘。
建筑屋面采用红素瓦铺设
一般而言，大堂、二堂等作为主建筑位于中轴线上，此外，衙署内还有架阁库用来保存文牍、档案，而仓库、监狱等设置也必不可少，并附设官邸，以供官员及其眷属居住。
此次复建使用潮式斗拱“胶拍作”。受访者供图
潮州府署从镇海楼进入，首先是通过三级台阶到了“仪门”。仪门作为官府的第二道正门，亦是礼仪之门。《国语·周语下》载：“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明清时官署中设仪门，即取“有仪可象”之意。门通常是关着的，只有在新官上任、重大庆典、迎接重要官员时才打开，同时燃放礼炮以表示隆重。大堂有重大政务活动、审理重大案件，也要大开仪门，让百姓人等从中门而入至大堂前围观。仪门两侧设便门，因为古人讲究东为上，所以东门又称为生门、人门、喜门，常大开，供平时车马、行人出入；西门又称死门、鬼门，通常关着，只有提审犯人和押解死囚犯时才打开。大门至仪门形成衙署的第一进院落。
2021年2月，潮州府署镇海楼设计前期，勘挖仪门台基时发现大量的红素瓦碎片，由此可确定潮州府署建筑屋面采用红素瓦铺设之风貌（后镇海楼屋面采用此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潮州府署仪门得按遗址保护而不可重建。
在公堂之前立圣谕戒石亭（坊）的做法，是宋太祖赵匡胤首倡的。五代十国时期，动荡不已，后蜀皇帝孟昶为了励官安民，在广政四年（941）颁《令箴》以箴诫宗人。后来，宋太祖吸取了后蜀及同期其他各国政治腐败、不战而败的教训，便提取《令箴》中的四句，即“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作为戒石铭的“规定内容”来晓谕百官，昭示天下。南宋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将这一祖训颁于各州府县立亭刻于大堂前，并称之为“戒石”。
明朝以“明”为国号，慎用“明”字，将宋时的“公生明”三字，易为“戒石”二字。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说：“我朝立石于府州县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奉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此盖作于蜀主孟昶，其文尚多，乃删取。于宋初用黄庭坚所书。”清时，因嫌出入不便，将“戒石亭”改为牌坊，向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向北刻戒石铭文十六字。“公生明”作为官场箴规，意为公正方能明察事之本末，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堂前立戒石亭（坊）使堂中的地方官抬头可见，起到警诫主官以民为本、秉公办事的作用。从建筑学角度来看，戒石亭（坊）建设于主体建筑之前，起到衬托主体建筑的作用。
曾楚楠先生的《重建潮州府署刍议》长文（《潮州日报》2018-06-10）对府署建筑布局有精辟见解，本文是略为阐释，对其功能稍作补充。
拜亭为中轴线上最显著建筑
据《清代潮州古城地形图》标识，仪门前左侧座东向西是土地祠，右侧座西向东为寅宾馆，两两相对。
土地祠，掌管衙门及一府之土地神。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泉州风俗调查记之一》说：“江苏南部的土地神是各各不同的，有的是有名的古人，有的是离奇怪诞的封号。但北方的土地神似乎不是这样的复杂，或为白胡须的无姓名的神（即正式的土地神），或为韩文公，说是韩湘子要度他成仙，不幸他过蓝关时走入了一所小庙，于是他只得成为小庙的神了。”如果是这样，潮州府署土地祠供奉韩愈为神明，倒也符合“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苏轼《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寅宾馆，“寅”是敬的意思，“宾”即宾客，为接待来府公干官员之所。
“六房”，源于中央六部，取以部门分工之意，距大堂最近，位于仪门之后，大堂之前的东、西两侧，东为吏、户、礼三房，西为兵、刑、工三房，均沿轴线一线排开分列于甬道两侧，其余的库房、仓房等建筑仍沿纵轴排开，位于距中轴线稍远处，这种布局符合《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27记载：“乾隆元年（1736），谕各省州县与民最亲，凡大小案件无不始终于州县衙门，是以旧制。钱粮刑名等项分委承办，设有六房，即附于公堂之左右，使经制胥吏居处其中，既专一其心志，亦慎重其防闲，立法最善。”地方官衙严格依照此制，虽占地面积和形态有所差异，但总体格局却一致。
六房的职能是：吏房，掌署内人事，乡绅丁忧、起复等事；户房，主管征粮、纳税、赈灾、户口、劝农等事；礼房，掌管教育、庆典、礼仪、祭祀以及知府的信件、帖柬等事；兵房，主管征集兵丁、马匹、训练兵卒，兼管驿站；刑房，枷杀贼盗、堂事笔录，拟写案牍、管理刑狱诸事；工房，掌蚕桑织造、工程营造、起盖衙门等事。
多数情况下，房科组织往往不只有六个，“各房以事繁自立名目”“或以事分，或以区村分，官不过问也。”（民国《广宗县志·法制略》）《清代潮州古城地形图》就标注设有“（东）画、户、兵、钱、谷、礼，（西）兵、南、北、杂、工”等科。各房科直接对主官负责。
六房后有经历司署，掌管发收公文；照磨所，负责财务稽核与审计事务；税课司署，掌征收商贾、侩屠、杂市捐税及买卖田宅税契。
据《清代潮州古城地形图》标识，大堂前建有拜亭，建在有三级踏跺的月台上。从大堂在整个衙署建筑群中的位置来看，它位于中轴线上，而且还是中轴线上最显眼的建筑。有建筑文化学者的研究表明，明确的中轴线，总体对称的平面布局和建筑设计，是中国传统空间的明显特点。中轴线的价值不仅将整个空间分成不同等级，而且占据轴线不同位置的人（群），有着不同的等级地位。轴线本身不是目的，轴线上不同点位标出的伦理或权力级别的高低，才是中国传统正式建筑不断强化轴线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大堂审理案件的这个特定时空格局之中，主官相对于其他人（包括诉讼参与者、旁听者和书吏衙役等），其至高无上地位和等级得到了凸显。
另外，还有一条略低略长的甬道经月台之几级台阶方达大堂正门，姑且不说甬道两侧的石坊所刻文字所烘托出的庄严气氛，给行经此道进入大堂的人以一种空间上之压迫感；就是甬道本身的存在，即无形中塑造了一个狭窄的空间，甬道越长，给行经甬道者因狭窄造成的心理压力越大。进入大堂，空间突然变大，在这种强烈的空间对比中即凸显了主官和其他人的等级差异。
潮州府署匾额为“仰韩堂”
从大堂（潮州府署作“正厅”）的内部设置来看，大堂大门正中间的匾额一般以醒目的字体写有该堂之名称。该名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这些名称多来自儒家典籍，多寓教化、亲民、民本等儒家主流思想在内。潮州府署匾额是“仰韩堂”，顾名思义，当然与韩愈韩文公有关系。大堂因适应公开审理的需要，在所有这群建筑物中空间最大，堂中央置暖阁，设置公堂，上置“明镜高悬”匾额，下置“海水朝日图”，象征办案“明似日月，清似海水”。公案上放文房四宝及头签等一应审案所需之物。阁前有两块跪石，东为原告石，西为被告石，是原、被告过堂时所跪之处。房间如此之大，且陈列众多物件，光线多来自南面的大门。
“潮州府”匾额。林文强 摄
可以设想，诉讼者步入甬道，进入大堂，且跪于固定地方，因为光线的突然变化，根本无法观察清楚审判官员；反之，审判官员居高临下，借助门外的光线，能够观察到这些诉讼参与者的大致情况，从而有助于在接下来的审理中主导审判进程和最终结果。
可见，通过大堂及其相关建筑物的设计，在主持审判的官员和其他诉讼参与者之间造成了明显的视觉差异；而高坐公堂之上的主官，加上书吏和衙役的烘托，与跪着的原被告之间，更扩大了这种视觉差异。这种视觉差异同时又强化了主官和其他诉讼参与者之间的地位差异。
大堂左有攒典（吏名。古代多于仓库、税课、钱粮等官署中署此吏）杂房、盐科，右承发房（掌文书收发）。东有政厅。
潮州府署的二堂与大堂结构大致相同，明间后部置格扇，设閤门，因此二堂实为穿堂，康熙《台湾县志·建置略二·公署》：“川堂，退食之所憩也”。据有关史籍记载，二堂有时也进行非正式审案，功能是主官小憩、退思、预审案件和审理不宜公开的案件的地方。明万历十三年（1585），潮州知府郭子章题额曰“廉室”，“取韩子‘受于室则非廉’（韩愈《潮州谢孔大夫状》）之句，而倒名之耳。”并泐《铭》于石。
嘉靖《潮州府志·建置志》：“亭左广盈库，右架阁”。广盈库管钱粮；架阁是保存文牍管资料的专职机构，相当现代的档案馆。
衙署是古代官员办公与居住之所。明代官员处理日常公务的地方为“公署”，公务之暇的宴息之所称“廨舍”，二者常合二为一称“署廨”，“凡治必有公署，以崇陛辨其分也；必有官廨，以退食节其劳也，举天下郡县皆然。”（明·沈榜《宛署杂记》）宴息之所顾名思义是作为衙署的行政长官及其亲属生活起居的地方，位于二堂后面的内宅门之内，包括后花园、东西花厅等建筑。
潮州府署后堂匾额“退思”，明正统五年（1440）知府王源立。清康熙三十年（1691），知府李锺麟改建为二层的“宝云楼”，与镇海楼对峙。
历代增建重修官署费用为官民共筹
综上所述，明清的衙署建筑群，长期以来自成体系：门框、甬道、牌楼、匾额，通过中轴线和对称的设计模式，众星拱月地衬托了其主体建筑——大堂、二堂和后堂；其中大堂又是主体中的核心。通过大堂之外的配套设施和大堂之内的具体设计，刺激了各色人等的感官，既要显主官与众不同的身份，也要确定与主官高贵身份相称的言行和职责。但作为原被告和潜在原被告的普遍民众来说，在这种建筑设计之下，强化了百姓处于主官之教化对象的社会身份，折射出了审判本身作为教化手段而存在的“明刑弼教”（意思是用刑法晓谕人民，使之知法、畏法而守法，以达到教化所不能收到的效果。出自《尚书·大禹漠》），最终达致无讼的主流思想观念。
而历代增建重修官署，按明代潮州先贤罗万杰的记载，是地方政府主导下官民共同筹措修建之费用，“相与策画其事，众闻欢应，如同一口”“庶民子来，争输恐后，木石土甓，不胫而驰，麇集于阶下。”正是在广大士民大力支持下，使官署能保持崭新面貌而更好地履职尽责为民众办事。而参与修官署的士民亦成为世代传颂之楷模，被历史书写者反复追记。
祈望府署能够在原基址上早日动工，亦请社会各界及海内外乡亲关怀垂注，鼎力赞襄，俾使府署重焕异彩，成为一处潮州府的地标性建筑，再展古郡芳华。更希冀在其中展示潮州二千年之悠久历史与璀璨文明，以实物图片结合声光色的视角诠释传统与当代发展的轨迹，印证潮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潮州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
●陈贤武
【作者】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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