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运是不是天生注定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承认偶然中的必然，也就是说一切偶然事件背后其实有着一定的必然因素。中国革命的发生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一，中共革命成功百年历史根源
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夺得政权的？我们需要回归到当时的社会状况来分析中共革命成功的历史根源！我们越是客观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越会明白中共革命成功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越会明白它作为一个政党，获得胜利背后的历史原因与基础！
一)、中共革命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延续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大清朝战败。事实上，这次战败是有着非常复杂的经济因素。
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对外界并不了解，并且出口中国最精美的茶叶、丝绸与瓷器给西方国家。
而从地理大发现之后，也就是明朝中晚期，西班牙人通过海上贸易将拉丁美洲和日本的白银运入中国，换取这些精美的奢侈品，再卖到欧洲。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商品依赖有限，可是西方上层人士却非常喜欢中国的奢侈品。
那用什么来交换呢？只能是白银！
所以，当欧洲人从16世纪就开始用白银来交换中国的商品，最终到了19世纪末，在这三个多世纪当中，流入中国的白银在9亿两以上，占全世界白银储存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1850年，全世界人口有12亿，而中国有4.3亿，也占三分之一以上。
在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为繁荣的区域，并且并不需要依赖西方的商品。
而对西方唯一真正需要的是，他们在美洲开采出来的白银！
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西方完成了工业革命，那么就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来消化他们的工业品，并建立起平等的贸易关系。
为了避免这种贸易的差距，只能通过输入当时印度的孟加拉地区种植的鸦片！
但是当清朝禁止鸦片时候，战争就不可避免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武力强迫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所以就发动了“鸦片战争”。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了北京城，火烧了圆明园。
在血的教训面前，使得无数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了！
既然落后的是军事、科技这些领域，那么可以学习嘛！
在此之后，就开展了“洋务运动”，本质就是为了制造先进的武器。可是到了“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被日本人所打败。
一个变法了不到三十年的小国竟然将庞大的中国清朝给打败，让无数的士人看来简直是奇耻大辱！
这场战争，使得很多士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并非在于科技，而是制度，于是纷纷要求变法！
但是，可惜的是，变法受到百般阻挠！
“维新变法”宣告失败，新政又困难重重，于是清王朝也在十多年后，就被推翻了。
可是到了民国，原本以为通过革命解决了清朝政治就能一了百了，但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这让中国的一批对西方进行深刻学习的士人再次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科技和制度，更在于文化！
这一次，开展了新的变革，那就是“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变革文化！
陈独秀直接提出，中国缺少的文化核心是“民主”与“科学”！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这个观点很快成为了很多文化人的共识！
回首看去，通过晚清以来的一次次地战争，使得中国从“天朝上国”一步步沦落到任人宰割，逐步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民族的觉醒，特别是从“甲午战争”之后。
那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本质上来说，就是本民族凝聚在一起，努力自强，同仇敌忾，抵御外敌。
所以，从晚清以来，几乎所有的执政者的目标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国家强大！
不论是光绪皇帝、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还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
但是，如何使得民族强大，他们的认知差距很大，所以方法很不一样，而使用的手段也不一样！
二)、中共是“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
自从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根源在于思想与文化。
从骨子里却少了“民主”与“科学”这两样东西。
就是民众要独立，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权贵的奴才；思想上要解放，不要迷信，固守封建传统陋习。
“新文化运动”获得了众多知名的学者参与，比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等等。
他们的目标是从思想上改造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同时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
“新文化运动”在现今看来很偶然，但是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它是必然的！
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官员手中只要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民众毫无话语权，毫无公平与道理可言，并且女性地位低下，强迫裹脚，完全听从男性安排。
这种压制人性的思想，渗透到生活中每一个角落，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唤起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进一步觉醒，并且在“五四运动”中达到了高潮。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年在巴黎召开会议，商讨战后的利益分配。
结果，中国是战胜国，却被列强要求割让原先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给日本。
这引来了中国民众的一致反抗，最终中国外交官顾维钧据理力争，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由此，也使得中国民众更加认清西方列强的真实面目！
与西方列强的态度相反的是，在1919年7月，苏俄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告，叫《加拉罕宣言》，声称放弃了一切在华的权益。
苏俄的这个公告，虽然后来并未实现，但在当时迅速赢得了中国上下一致的好感，从此无数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
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不久，距离“十月革命”也仅仅两年。
但是，“新文化运动”和《加拉罕宣言》加速了它的传播。
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更倾向于平等，希望为贫苦民众带来解放，同时谴责当时的西方列强对其他弱国的侵略。
这对于长期受到列国欺辱而寻求强国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看到了一片曙光！
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天生地有种吸引力，互相结合在了一起，诞生了新的思想，那就是中国的共产党。
并且共产党最终的真正目标，是打掉旧社会的一切不平等，解放贫民，解放妇女。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对国共双方影响都很大，但是真正继承其核心精神的还是：中国共产党！
三)、国共的合作与分裂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民主”成为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人人都追求独立，追求个性解放。
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封建传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是否“进步”的标志。
最典型的就是，与原先的家庭决裂，离家出走，同时与包办婚姻决裂，大胆追求爱情。
在这个时候，什么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呢？显然是旧的体制，而旧的体系维护者是谁呢？
北洋军阀！
为了打倒北洋军阀，需要金钱和军队，为此孙中山向欧美列强和日本多方寻求帮助，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
遗憾的是，这些国家纷纷袖手旁观，并且统一稳定的中国，也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正在这个时候，同样被欧美列强孤立的苏俄向孙中山伸出了橄榄枝。从1921年开始，双方逐渐开始接触，到双方进一步紧密合作。
特别是当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需要的资金和枪械，也基本上都来自于苏联。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对国民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重新的筛选与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加入到了国民党中工作，因为严密的组织和超强的纪律性获得了孙中山的欣赏。
可以说是，苏联成就了国民党，使得国民党焕然一新，清除了大量只渴望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并且培养了对“革命”有着真正信仰的国民党军队。
但是，孙中山在1925年就去世了。
第二年，蒋介石领导了北伐战争，目标对象就是传统的旧军阀，包括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
他们出自于北洋系，也被称为北洋军阀。这些传统的旧军阀在新的革命思想组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
事实上，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北伐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苏联的援助和中共的帮助，强大的思想与组织力量，才是军队战斗力的精神保证！
国共两党的合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好处，国民党借助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宣传能力，而共产党则是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壮大。
但是国共两党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国民党本质来说是一场政治上的“革命”，目标是打倒旧的北洋军阀，夺得政权。
可是，它很多理念其实相对比较模糊的，比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民生”，只实现了“民族主义”，也就是推翻了满清王朝。
至于“民权”和“民生”如何实现，孙中山并未系统地落到实处，事实上也很难真正实现。
对于如何能够改善普通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处境，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显然是毫无经验。
所以，国民党在中国的社会基层是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力。
只是在打倒旧军阀的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如何对待更为贫穷的民众问题上，国共两党的观念显然并不一致。
共产党是要求更为“平等”的社会革命，能够深入到农村，并且让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获得相应的权益。
而国民党根本没有这方面想法，因为他们在基层代表就是乡绅和地主以及相对富有的中产阶层！
所以，这种矛盾冲突是必然的！
特别是当国民党北伐的时候，中共在后方要求农民起来打倒乡绅、地主，从而让普通民众都能分到土地。
然而，很多黄埔军官都出自这类家庭，这必然引来国民党内部的不满，尤其是作为黄埔军的校长蒋介石，直接影响了他在黄埔系学生中的威望。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便采取了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开始镇压共产党和工人纠察队。
国共两党正式开始分裂。
四)、国民党政权下的危机与生存
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从一开始就面临各种各样的派系问题，内部矛盾重重。
并且国民党主席先后由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等担任过，蒋介石也曾担任过，但是并不长久。
实际上从1925年到1948年，蒋介石仅仅担任过八年的国民党主席。
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组织过于松散，根本就很难统一。
而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他是个职业军人，并且依靠黄埔系军队起家。
在一定程度上，他是用黄埔系对他的忠诚来控制整个国民政府。
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民党独裁”并不完全准确，而应该说的是“蒋介石军事独裁”更为恰当。
并且他的军事独裁也是相对的，因为很多时候像阎锡山的晋系、李宗仁的桂系、冯玉祥的西北系也并不听从蒋介石的指挥。
但是，蒋介石不仅仅是控制军队，他还控制着财政大权，这是他成功的关键。
他出生于浙江，江浙一带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蒋介石与江浙财团关系密切，他依靠这地方的财税收入从国外购买军火，来装备他的黄埔系，这样就拉大了黄埔系与其他派系军队之间的实力差距。
财政中大量的收入拨给了黄埔系，而其他派系遭到打压和缩编，引来其他派系不满，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
最终，蒋介石通过拉拢张学良，赢得了这场战争，获得了明面上的全国的统一。
而在此之后，蒋介石的矛盾开始更加关注于中国共产党，调集各方部队来围剿中国共产党。
而此时的共产党也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着根据地，从而与国民党军队不断地斗争。
国民党在前几次的围剿当中，因为兵力分散而遭到了失败之后，蒋介石开始反省，采取了新的策略，开始步步为营、逐渐收缩的方式。
并且在中共的根据地附近实行“土改”，没收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民，这样共产党就失去了革命基础。
这种军事和政治两手并进方式，使得中国共产党面临极大的压力，不得不进行长征。
红军的长征是对中共的极大考验，幸运的是，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脱颖而出，依靠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逐渐掌握了军事指挥权。
与国民党完全不同的是，中共是党指挥枪，也就是军队要接受党的指挥。
这种组织结构的高明之处，军队是需要遵守党的组织和纪律，在思想上有极大的凝聚力。
那么军队的目的就不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更高的政治理念与信仰，这就和国民党军队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长征结束后的共产党，显然得到了新的磨练。
但是到达陕北之后，又面临新的危机，那就是蒋介石的进一步围剿。
此时的蒋介石政权经过数年的发展，在经济和军事上迅猛发展，更加稳固了他的地位。
在1936年6月的时候，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发动了“两广兵变”，就是利用广东广西的部队举兵反蒋。
结果，双方实力差距甚大，短短一个多月，就被蒋介石平息，白崇禧、陈济棠下台，蒋介石的权势与威望达到了顶峰。
所以，蒋放松了对张学良的警惕，轻装随从巡视西安。
张学良在同年12月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苏联的调解之下，获得了解决，国共双方互相妥协。苏联之所以参与，就在于它深刻认识到，当时不论国共双方还是张学良代表的东北军面临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日本的入侵！
并且日本的入侵也给苏联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所以，苏联极力参与调停，并且扶植蒋介石的统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再次达成共识，希望能够建立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开始动员全国力量抗日，共产党军队被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中国从此进入了全面抗日的状态！
由于中国华北多平原，而东南区域多水流，因此华北更有利于机械化的日军，而东南一带对日军不利，并且各国列强在上海都有租界。
所以，为了吸引国际力量前来干预，蒋介石发动了“淞沪会战”。
在这场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直接损失三十多万人，并且相当多的是黄埔系军队！
其中经过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训练的2万名黄埔系军官，直接损失了7400人。而这些中下层军官，则是蒋介石在军队中的真正核心力量。
蒋介石在苏联的支持下，一直坚持到了1941年，但是到了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合约，失去苏联的援助，蒋介石就陷入非常危险的时刻。
幸运的是，不到一年，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大力支持蒋介石政权，提供大量军事物资，最终日本在1943年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溃败现象，最终两年后，日本投降。
而与此同时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共产党获得了迅速地发展，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对党进行整风，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尤其是，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斯大林忙于“大清洗”，整顿苏联国内的对手，减少了对中国事务的干预，使得毛泽东能够在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斗争中获得了胜利。
毛泽东对党在思想上进一步整理，形成了党的“三大法宝”和“三大作风”。
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本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中间力量，战胜对手。
三大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本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广大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工作中不断地反思与进步。
“三大法宝”和“三大作风”的提出，并且出版了《矛盾论》与《实践论》，代表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正是秉承着这种既灵活又保持原则的精神，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前八路军仅仅有4.5万人，到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和新四军总共达到了90万人，并且拥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而与此相反的是，蒋介石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虽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装备了大量美式装备，但是黄埔系的中下层军官其实比例已经降低了，并且内部的组织与纪律性很差。
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逐渐地反转！
五)、共产党获得政权的原因
“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双方，在国内大量民众要求之下，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也是美国人的意愿。
因为中国之所以受到日本人欺凌，本质就在于落后，现今日本打败了，国共双方更应该联合起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
并且实现国家富强，也是国共双方的共同目标。
美国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来中国进行调停，发现国共双方的口号都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联合政府”。
马歇尔感觉既然双方理念一致，那么很容易就能达成了统一意见。
但是作为美国人，让他没有料到的是，“重庆谈判”之后仅过半年，双方就爆发了全面的战争。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有着几百年的绝对专制的思想，在政治上并没有学会妥协。
只有现代商业文明兴起之后，在政治上才有“谈判”这种理念。因为只有商业谈判，才能让人学会利益让步。
传统农业时代政治，只有斗争！因为农业思维中，所有权只能属于某个集团的，外部的则是敌人。
“抗战”不仅仅使得共产党军队壮大，而且激化了地方上的矛盾。
蒋介石政权原先财税来源依靠于江浙，可是“抗战”中这些区域被日本人占领，那么蒋介石不得不依靠农村的力量来对抗日本人。
所以，“抗日战争”使得农村更加凋敝，充满了不平等。
并且每个封建王朝溃败之后，都需要重新分配土地，来解决基层的严重不平等问题，而清王朝灭亡之后，显然没有解决。
于是，共产党依靠“土地革命”，镇压地主，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从而其影响力和力量深入到了基层。
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在城市中大肆掠夺物资，甚至是妇女，被讽刺为“五子登科”，就是抢占“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引来了整个社会的反感。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了争夺日本人留下来的资源，而出现的这种严重混乱的局面，显示了蒋介石本质是个军人，他并没有从思想和组织上控制着军队，甚至这个国家。
虽然，国民党军事实力占据上风，但是在思想和组织上，它与共产党的差距不可计量，它的溃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因为过度掠夺，而缺少中下层民众支持的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溃败得一塌糊涂，最终丢失了政权，蒋介石也逃亡到了台湾。
至此，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百年社会大变革，以共产党夺得政权而结束。
民族独立与富强，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完成，这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历史的发展，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
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整体的趋势是必然的，而涉及的具体事件又有很强的偶然性。
共产党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于：
其一，它深耕于广大农村，解决了最下层民众的问题。
而农村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农民与土地的问题，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土地资源严重不足，每次王朝面临危机，基本上都是底层民众吃饭的问题。
所以，共产党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二，“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社会革命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国民党仅仅解决了旧军阀问题，夺得了政权，引导的也仅仅是政治革命。
而共产党解放了最底层民众，包括农村的妇女。
而共产党是“新文化运动”真正的继承者，中共领导的革命绝不仅仅是政治革命，更是社会与文化的革命。
其三，毛泽东灵活的政治思想，使得共产党能够在不同时期团结一部分阶层。
比如，抗战期间，就团结了大量乡绅和国民党，一致抗日，而抗战结束后，又团结了大量民主党派，来对抗国民党。
所以，中共革命的成功更多是思想和组织上的成功，而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成功，这点国民党是无法比拟的。
综合来看，国共两党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在对抗西方列强、日本侵略上是一致的，在希望建设强大国家的理念上也是一致的，甚至在打倒旧的军阀目标上更是一致的。
但是差异也很明显，那就是“是否进行土地革命、是否采用苏联的模式来建设中国”这两个问题上是完全不一致的！
本质来说，要不要在农村进行革命，成为国共之间分裂的根源！
最终，依靠广大农村资源，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获得了政权。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当时是个前现代国家，绝大多数民众是农民，而农村的资源才是中共成功的关键！
六)、百年历史反思与展望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西方的冲击，就不得不进行变革。而中国的精英就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能够让国家富强！
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希望在军事科技上改造中国，结果“甲午战争”战败，宣告洋务派失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希望从政治上改造中国，结果“戊戌政变”爆发，宣告政治改革基本上失败！
以袁世凯、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派，希望统一中国，联合列强，但是《巴黎和会》暴露列强侵占中国的最终目的，宣告北洋派的失败！
一次次失败，使得中国人认识到，唯有“自强”才能解决中国的真正问题！
而中国落后的不仅仅在于军事、科技与政治，而是思想文化！
于是便有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国民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引入了“三民主义”，可是解决的仅仅是上层民众，或者说他们本质就是政治革命，革了旧军阀的命，建立起了新军阀！
思想与文化的革命，才是这个社会所真正需要的，打倒“地主”、“老爷”，才能贫民翻身；打倒“父权”和“夫权”，才能妇女解放。
国民党在这个革命过程中，并没有什么作用，直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才真正地解决了问题！
中国近代的革命，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不断演进过程中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军事科技革命到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革命，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这才是中共获得政权的真正的历史根源！
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集团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是最终，以中共的革命最为彻底而结束！
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富强，绝不是仅仅靠外在的物质与器物，而根植于人的思想与文化；
并且这种思想与文化的融合，也不仅仅是说简单消灭一个阶层或者某场革命就能解决的，因为这种文化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演进的结果；
并且传统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之间，也并不是对错分明的，只有不断地融合才能发现双方的利弊！
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那些优秀的传统会继续传承下去；而那些不合时宜的文化，会随着历史而逐渐淘汰，这才是时代发展的本质道理！
但是，不论是任何时代的中华民族的人，永远需要记住的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地学习与反思，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反外，这才是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真正地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中共的成功也在于，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现实情况，又能够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才是中共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革命为何能成功？毛主席《七律·到韶山》中给出了答案：人民
毛主席是一名伟大的诗人，在他伟大而又传奇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有的诗是歌颂战功赫赫的将领们，如《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里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里的“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也有的是歌颂革命群众的，我们今天所讲的《七律·到韶山》就是其中一首。
重回故乡，有感而发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年，也是新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三年，为了更加详细地调查和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毛主席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到湖南、湖北地区视察，察看各地具体的生产和建设情况。
6月24日，毛主席来到了长沙，在畅游湘江、游览橘子洲头之后，湖南省委安排毛主席前往省委蓉园一号楼就餐。
毛主席的桌子上摆着剁椒鱼头、油炸臭豆腐等地地道道的湘菜，或许是湘菜勾起了毛主席的思乡之情，正在吃饭的毛主席说道：“明天，我要回韶山。”
毛主席的一句话，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全都愣了，因为在此前，毛主席并没有说过回韶山，所以在行程安排里，并没有回韶山这一项。
毛主席身边的秘书高智以为自己听错了，为了再确认一遍，他向主席说道：“主席，你是说你要回韶山，回你家？”
毛主席立即给出确定的答复：“是的，我要回韶山看看。”
得到毛主席的确定回复后，高智立刻将毛主席的想法报告给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罗瑞卿得知后，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通报了毛主席要回韶山的这一情况，要求他们安排好相关事宜，并陪同主席一起前往湘潭。
6月25日下午，毛主席在罗瑞卿、周小舟、王任重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专列离开长沙，前往湘潭。
毛主席的家乡韶山，距离湘潭只有45公里。他们一行人到达湘潭后，经湘潭政府的安排，毛主席乘坐汽车向韶山冲缓缓驶去。
俗话说：“近乡情更怯”，随着汽车的行驶，离韶山越来越近，毛主席的心情似乎也有了变化。
往日里，宠辱不惊的他，此时，却时不时地掀开车帘，看着窗外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色，毛主席此时的心情，或许只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游子才能体会得到。
车队继续行进，不知不觉间，已到了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晚霞格外的红亮。
突然，一股嘈杂的欢呼声，打破了观赏美丽的夕阳和晚霞的兴致。
人们高喊着：“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回来了......”，呼喊声传到车里，随行的人们明白了，韶山到了。
毛主席乘坐的汽车沿着山路，开进了一片树林之中，随后进入了韶山招待所的一号楼。
这个韶山招待所的一号楼，是毛主席委托他的堂弟毛泽普修建的，毛主席希望在韶山建个小房子，以便自己将来回韶山的时候，有个住的地方。
到了一号楼以后，毛主席先是安顿好随行人员，然后在沙发上休息了片刻。
随后，他找来了招待所所长赵伯秋，让他把这里的“山神”和“土地”找来。
赵伯秋心领神会，他连忙通知了韶山公社的党支部书记毛继生和韶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毛华松。
得知毛主席召见他们，毛继生和毛华松二人带着人，急忙赶到毛主席那里，一番寒暄过后，毛主席对二人的印象越来越清晰。
随后，毛主席向在场的人员说：“我毛泽东几十年没有回来了，你们可能有些陌生，但是没有关系，我毛泽东还是当年的那个毛泽东，是个土生土长的韶山人，我这次回韶山，想搞一些调查研究，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尽管说。”
当天晚上，毛主席和韶山的村干部以及村民们，一直谈到深夜。
回到韶山招待所一号楼，毛主席久别故乡归来，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七律·到韶山》的具体含义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自从与故乡离别之后，我常常不能忘怀发生在那里的一切，故乡和故人，时常会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的故乡，上一次回来，还是在三十二年前啊。
时间回到三十二年前，那是1927年，毛主席正在湖南各地考察农民运动，并在之后写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考察期间，毛泽东曾经回过一次韶山，并且在自己家乡的祠堂里进行革命的演讲。
毛主席激情澎湃的话语中充满了对革命的理想，要求农民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并且为了表明自己坚持革命的决心，毛主席对韶山的人民说道：“革命一日不成功，我毛泽东一日不回韶山。”
不料，在几个月后，蒋介石突然叛变了革命，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
随后，湖南军阀许克祥响应蒋介石，对长沙的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展开攻击，并且大肆屠杀革命群众。这一事件被称为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激起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愤怒，韶山以及湖南各地的工农群众，纷纷组成革命武装，并且集中兵力和武器装备，计划攻打长沙。
但是，由于一系列因素，这个革命计划没有得到实施。
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大举进攻韶山，农民自卫军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失败了。
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对韶山的革命势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韶山大地上，洒下了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
但是，英雄的韶山人民并没有放弃革命，相反，他们依然坚持革命，并且时刻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以及三年解放战争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
农民，几千年来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他们第一次翻身做了主人。
毛主席在回到韶山以后，看到韶山的景象和自己上一次回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
27年回韶山，当时的韶山乃至全中国都还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而27年后，新中国成立了，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韶山的人民，也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对建设社会主义激情高涨。
面对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毛主席不禁回想起过去，在那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韶山的人民，乃至全中国的农民，都为之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革命的旗帜在韶山上空高高飘扬，而反动派是容不得革命二字的，一听说韶山的人民要革命，便急忙派出军队进行镇压。
而韶山人民也是不屈不挠的，他们组织武装力量，团结起来，同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
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两者之间的斗争，也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因此，无论是在面对日本侵略者，还是国民党军队，英勇的韶山人民，从不曾后退一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930年，毛主席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才能使得星星之火，可以发展成具有燎原能力的大火？
因为革命人民拥有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反动派的镇压、屠杀，革命人民敢于进行反抗，并同敌人斗争到底。
那为什么，革命人民具有这种精神呢？
因为他们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理想，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强烈的不满和不公。他们想要推翻这个吃人的旧社会，所以，他们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前赴后继，义无反顾，你倒下了，我就接着来。
从1927年到1959年的32年时间里，仅仅一个小小的韶山冲，就有一百多位革命烈士，为了实现“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理想，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这一百多位烈士中，有6位是毛主席的亲人，他们分别是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二弟毛泽民、三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长子毛岸英。
除了毛主席的亲人以外，还有号称“韶山五杰”的毛福轩、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梅，他们原来都是韶山冲的贫苦农民，后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韶山党支部，是最早的党支部成员。
这还仅仅是韶山冲的革命烈士，放眼全国，又有多少革命人民，为了实现“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理想，而壮烈牺牲。
然而，他们不会白白牺牲，他们流出的鲜血，终会结出累累硕果。
十年内战，革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三年解放战争，为了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随后，全国准备开始新中国的建设，可是，这个时候，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了，这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个极大的威胁。
在面临美国威胁和朝鲜方面请求援助的情况下，毛主席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地跨过鸭绿江，打响了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
这一仗，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浴血奋战，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打胜了。
这一仗的胜利，对于新生的中国来说，意义深远，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开始意识到：中国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居然打败了号称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国。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以后，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到1956年底，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之后，便是轰轰烈烈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主席回到韶山时，正好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韶山的人民从清早起，就在地里辛勤地劳作着。
这时，毛主席看到田里种植的水稻，被风一吹，掀起了重重的麦浪。就在这种美好的景象之下，遍地英雄，也就是在田里劳动的广大农民群众们，正趁着夕阳，结束了一天的劳动，准备回家。
韶山冲稻浪重重，五谷丰登，人人勤奋，这一幕景象，实现了革命先烈们“换新天”理想的实现，同时，这也是对长眠地下的先烈的最好告慰。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甘愿抛头颅、洒热血。革命胜利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和平年代，积极发展生产，争先建设祖国，也是在发扬光大先烈的革命精神。
这首诗虽然题目是《七律·到韶山》，但是，实际上概括了全中国。因为，全中国的情况都和韶山的情况一样，都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
韶山精神和人民创造历史
毛主席不仅是杰出的领袖，思想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毛主席的一生写了很多诗词，他的诗词常常以诗言志。
那么，毛主席究竟是如何以诗言志的呢？
孩儿立志——毛主席小的时候，要离开韶山去东山小学堂读书，临走时，他给父亲写了一首诗，夹在了父亲的账本里。这首诗便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救国之志——1925年，毛主席从上海回到韶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韶山党支部。秋天的时候，毛主席离开了韶山，在途经长沙时，写下了《沁园春·长沙》，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救国之问。
英雄壮志——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写下了《七律·到韶山》，抒发出革命者“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凌云壮志和崇高理想。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是毛主席为自己的故乡韶山量身定做的崇高精神，我们可以称之为韶山精神，同时，也是中国精神的湖南版本。
有一本小说，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许有人会问：韶山精神是怎样淬炼而成的？
我们都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可以孕育一种精神。虽然韶山精神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地域精神，但韶山精神的淬炼却和湘楚大地息息相关，紧紧相连。
“孩儿立志出相关”，孕育着韶山精神的执着追求。毛主席离家求学时，给父亲的账本里留下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远大的志向。同时，也孕育出韶山精神对于人生、对于理想、对于信仰的执着追求。
在那个年代，国家落后无能，受尽外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想要摆脱那种现状，只有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才能实现。因此，毛主席和其他革命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为其奋斗了终身。
“火塘动员干革命”，彰显韶山精神的家国情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一年。其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1921年的春节，在湖南还开了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会议，那就是韶山冲火塘边的会议。
在那一次会议中，毛主席召集来自己的弟弟、弟媳以及堂妹，大家围坐在火塘边。毛主席给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动员他们投身革命。
毛主席和他的家人满怀深厚的家国情怀，从小火塘走向了革命的大熔炉。一人引路，满足忠烈。毛主席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而献身。
再放大到全中国，无数为革命而牺牲的人们，不管他是革命者，或者是农民，或者是工人，他们无不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讲了有关韶山精神，我们再来说一下《七律·到韶山》带给我们的启示。
毛主席的《七律·到韶山》，告诉我们，革命的成功，是无数的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就是在继承革命先烈们的理想与壮志。
我们应该铭记：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人民的功劳。
三，中国革命成功的基本经验
从1921年“7、1”建党到1949年“10、1”建国，历经28年之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取得了全面彻底地胜利呢？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时，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三大法宝的内容和意义作了更加完整的概括，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法宝。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高度概括，结合本人对28年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的深刻理解，现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归纳为以下9个方面：
一)， 必须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为我党、我军和全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目标，在长期实践斗争中找到了使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
二)， 必须拥有一个引领革命方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毛泽东是真正经得起考验，并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大多数人敬仰的伟人领袖。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
三)， 必须拥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四)， 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争民族的兵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显著特点之一。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才能使自己由弱变强，使敌人由强变弱，最后战胜敌人，建立新中国。
五)， 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胜利希望。
六)，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七)， 必须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打土豪分田地”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在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指引下，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28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
八)， 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得民心者得天下”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党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党的群众观点的具体化，也是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它正确地揭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指明了正确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途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真实写照！
曾几何时，于1949年蒋介石检讨失去大陆的原因时， 他将共产党的优点概括为七：一是组织严密；二是纪律严厉；三是精神紧张；四是手段彻底；五是军政公开；六是办事调查；七是主义第一。后又补写，“干部不准有私产”，并把它作为中共最重要的优点。这几条最后聚焦到“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对蒋介石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的根本总结。
九)， 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心协力，其利断金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 ：“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不同的历史时期，其“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也不尽相同，如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等。“同心协力，其利断金”。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和阶层，广泛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同时也要将愿意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
四，中国革命为什么会胜利？
从1921年一条游船上的筚路蓝缕，我们这个国家一路走到了现在。而与此同时，除中国以外，整个世界格局，强弱差距和百余年前变化依然不大，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倍受落后和压迫的困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
形容中国革命，人们往往喜欢引用毛泽东同志一个脍炙人口的比喻，星火燎原。黑夜中的星星之火，既可以形容早期革命力量的弱小，也暗喻着到处都堆满了干柴的旧中国，只需要一点火星，足以引发遍地风烟，迈向革命与解放的历史进程将不可阻挡。我们站在后人的角度看，中国革命无论面对多大的艰难困苦，始终保持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无论面临怎样的强敌围堵，总能找到生长的方向，前仆后继，最终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这种情形绝非偶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能够胜利是古老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的绝地反击，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既是全球范围内革命浪潮的一部分，也是深具中国特点的伟大胜利，其天时，地利，人和，皆有其特殊性。不了解中国，就不能理解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又重塑了中国。
天时
我们先来看天时，二十世纪上半叶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中国人的二十世纪以庚子国变为起点，即是空前未有的国族危机，也标志着以英法代表的欧洲殖民列强在东方乃至全球的统治达到了顶点。但随着列强对旧世界瓜分殆尽，以德日为代表的后发资本主义强国只能以最极端的形式去争夺霸权，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以欧洲为中心，旧大陆列强的统治由此盛极而衰，美苏崛起，旧殖民体系瓦解。这也是二十世纪，全球革命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的浪潮大背景，从这个角度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其世界历史进程大背景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就已经走向了末路。清王朝的衰朽既为列强侵略中国提供了便捷，也自然孕育着时代更替的力量。而由于列强的干涉，清王朝及其之后的继承者始终衰而不亡，沦为列强在华统治的代理人，各种内外矛盾空前激烈，最终形成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格局。
生命自有其出路，面临着华夏二千年未有之变，自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社会固有的寻求变革的力量在一次次碰撞挫折中积累壮大，吸收一切历史经验与进步思想，同样得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生长。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的进步力量，使寻常的改朝换代与种族革命演变为再造华夏，革新万物，一扫千年之弊，建立新中国，开启宏伟壮丽的中国革命洪流。
地利
二十世纪的全球历史进程一如毛泽东所说，所谓万类霜天竞自由，虽然民族独立的浪潮不可阻挡，但像中国一样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这个目标的后发国家并不多。众多的亚非拉国家都在独立过程中普遍借助了大势，往往是通过与旧旧殖民统治的妥协乃至依赖外力所建立的。但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殖民力量在撤离的过程中也遗留了许多问题，而依靠外力实现的独立更会直接导致国家根基的不稳定。比如像印巴分治，像三八线导致的半岛分治，像众多的亚非拉欠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宗教，民族，疆域划分等历史遗留问题。
正因此，像中国这样的独立自主是难得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而这一点就和中国特殊的地理战略位置有关，也就是和地利是有关的。
中国得天独厚的战略环境无疑也是中国革命胜利与新中国能够顺利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重要保障。位于东亚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被整合进近代西方统治秩序的古老大国，距离本身就导致了传统欧洲列强在远东地区力量的相对薄弱。自二千年以来始终大一统，人口与国土面积约等于欧洲之和的中国，即使对二十世纪的欧洲列强来说也是一个大到吞不下的猎物，欧洲列强也不会坐视任何国家独占中国的巨大利益。
于是，一方面是列强在中国既有斗争又有联合，以八国联军侵华为顶点，形成了共同宰割中国的局面，另一方面，列强基于贪婪的本性和相互的猜忌，也无意间维持了中国的总体完整。毕竟一个衰退但大体完整的中国所能提供的倾销市场与原料产出是一个彻底分裂，纷争不断的中国所不能比拟的，而中国人民此起彼伏的激烈反抗也让列强缺乏直接分割统治中国的意愿，转而更倾向于扶植国内代理人，从而使中国得以避免像奥斯曼土耳其，莫卧儿印度那样被彻底拆分的命运。
但这种得天独厚的战略环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顺利赢来胜利，恰恰相反，正因为中国是这样一个大国，就注定要么深陷泥潭，默默无闻，要么直上云霄，一鸣惊人，是没有第三条道路的，分裂不易，独立更不易。
为了要实现独立自主，中国人民付出的努力也是空前巨大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两次危机，一次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企图完全占领并扶植伪蒙伪满等傀儡政权，彻底分裂中国，一次是美国试图通过中美通商条约等一系列协定，企图与国内反动派内外勾结，彻底把中国变成一国独占的经济殖民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两次危机也是中国革命最大的考验与最强力的催化剂，通过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才赢得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权力，其壮烈，其艰苦，其强弱悬殊，都是举世罕见的，而其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
同样，就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胜利也和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特性是息息相关的。近代中国革命无疑是二十世纪全球社会主义革命中最恢弘壮阔的一幕，涉及的土地之辽阔，人口之众多，斗争之激烈都是举世唯有的。中国近代的反动力量，自满清，北洋，到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谓不强大，这种强大不仅是基于他们本身的实力，更是借助他们身为列强代理人，得以获得列强支援的强大。
这种反动势力的强大在中国历史是前所未见的，就像张作霖面对北伐军的进逼可以寻求日本人救场，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则完全依靠美国人的财力，他们能够镇压革命与进步的力量已经可以超出自己本身地盘的极限。但另一面，是他们的力量虽大，根子上说是基于外力的强大，北洋军阀不过是基于前清遗产和列强扶持的余孽，南京政府看似是统治全国的庞然大物，却政不出东南。正因为中国是这样大，国情是这样复杂，中国革命才得以在反动势力的薄弱处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赢得了胜利。
也正是因为中国作为大国的特点，旧中国的反动势力反而成为中国革命力量最好的助产士，他们越反动，越强大，革命的力量要赢得胜利就需要更成熟，更强大。而一旦中国革命发展成熟，就再也不需要惧怕任何外部的干涉。这就是为什么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可以在朝鲜打赢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率领的十七国联军，而像欧洲的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东南亚的印尼社会主义运动，在二战中也都有声有色，但战后面对列强的干涉，孤立无援，自身实力有限，很快就遭遇了挫折。
人和
但中国革命和其他后发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在人。中国革命能够胜利，最关键的地方始终是人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革命力量的成熟，其关键是中国革命的发展适应中国国情，拥有一批坚定不移，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革命者，得到了人民群众衷心的拥护，走在了一条最适应中国发展的道路上，任何外力都不能动摇这条道路。
中国人一直都很推崇人定胜天，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的作用往往放在第一位，而在中国革命中尤其是这样。应该这样说，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的革命者是厚积薄发的产物，这有两个主要来源，中国社会长久的积淀，和积弊到极点的旧中国的深重苦难带来的锻炼与觉醒。
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谓群星闪耀，英才辈出，而我们不妨以大家最熟悉的毛泽东同志为例。而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人，近代以来就有中国要亡，除非湖南人死绝这样的说法。湖湘士人是近代中国特别醒目一个群体，而他们最杰出的代表当然就是毛泽东。天纵之才的毛泽东自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毛泽东的诞生至少要追溯的明末的王夫之等人。明朝灭亡，满州入主中国，这种不是一家一姓之灭亡，而是亡天下的惨烈，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震撼是痛入骨髓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把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社稷家国之辩推到了极致，王夫之毫不在乎的说只要岳飞打赢了金兵，恢复中原，哪怕黄袍加身当宋太祖第二也比靖康之耻，崖山末路强。黄宗羲在《原君》中公然说只为一家一姓打算的极端君权就是天下的最大的祸害。
这些思想在整个清朝统治的二百年间如地下野火缓慢燃烧，酝酿着新时代的变革。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湘军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湖湘士人集团却集资刊刻一生反清的王夫之全集，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谭嗣同等人致力于推动戊戌变法，再到武昌首义。整个近代中国，从最初的改朝换代，到后来的救中国，湖湘士人集团始终走在中国革命的前列，前仆后继，九死不悔，所以才有了那一句，中国要亡，除非湖南人死绝。
所以毛泽东的诞生绝非偶然，即使极端保守如旧知识分子魁首的杨度，方向纵然有迷茫与局限，一生也在追求救国的道路，甚至在晚年都也开始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样的情形，也一样发生在东南士人中，以中国革命先行者孙逸仙先生为代表的两广，八闽，江浙等中国东南地区的先进分子，最早接触了西方先进的知识，也遭遇了清末以来席卷东南的一系列外国侵略，亲身感受了列强自海上而来的丧权辱国，也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最为进步精华的所在，自然也孕育了最致力于实现中国迈向近现代的革命者。
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同时，也把近现代的知识，技术传入中国，也在这个过程中，使全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西北到东南，不分南北，无论民族，无论贵贱，都实现了启蒙，最终形成了救亡图存的共同渴望。这种共情，这种规模，这种深度都是空前的。真正团结的中国，进步的中国，一个完整崭新的中华民族就是这种启蒙中诞生的。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一次次的近代化尝试，固然都失败了，却都保留了下一次更加炽热燃烧的火种。这种技术进步，社会变革带来的总体觉醒，经过晚清到民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五四运动前后，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储备了巨大的人才基础。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人，则是整个中国社会三百多年积淀的精华，中国早就为这场革命准备了很久很久了。
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揭破了列强文明的假面，连翻译过天演论的严复都惊讶于西方列强的野蛮与疯狂，向英法学习的幻梦在中国最先进的一批人眼中已经破灭。在这样的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联横空出世，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和列宁领导下俄国对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传入中国，就必然要在中国社会迎来一场深刻的变革。
而在另一面，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走到改朝换代，积重难返的局面。像清朝中叶以来的棚户，流民，土客矛盾，导致了无数次冲突，起义，像南方的太平天国，北方的义和团都可以称为席卷天下。一边是传统社会的崩溃，传统农村经济在列强倾销下走向瓦解，一边是弱小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列强的压迫下勉强发展，社会在艰难中积累着一点点进步。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呻吟，都在渴望变革，又都饱经苦难的历练，真正可以说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除了帝国主义的铁链，没有什么好失去。
很少有像中国革命这样坚决而惨烈的，但不可能不反抗。三十年代，四川军阀混战下，农民的税金都收到了1960年，从1930年到1936年，六年时间，长江，黄河爆发了三次全流域水灾，灾民以千万计算，闽中两个县都能养一个军阀四个旅的部队。自清王朝灭亡之后，这个国家长期处于战乱，水旱，疫病之中，从西北的农民，到两广的客家人，凋敝的社会到此充满了反抗的薪材。这种情形，使得上与下最终团结起来，社会的每一个阶级最后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除了最顽固，反动的一小撮外国代理人，就连民族资本家都争先恐后的投入社会主义革命试图挽救自身，这种情形，在中国革命之外是很少看见的，而这种环境下，中国革命也注定是要胜利的。
理想与务实
但我们更要看到，人和是不脱离天时与地利的，中国革命关键是对中国自身特点的改造与适应。中国革命有几个突出特点，核心构架上高屋建瓴，一开始就是以世界上最先进的理念和最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标准建立的，另一面是在实务层面的务实，始终紧贴中国较为落后的发展环境，一步步从落后走向先进。
在中国革命中同时充斥着土气和洋气两种情形，不土气，就不足以脚踏实地的解决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而不洋气，没有社会主义的崇高追求，就不能以高度理想主义的情怀去坦然面对奋斗与牺牲。中国革命本土化的过程，是在不断斗争中，在没有人走过的道路上独立探索出一条道路，以共产党人为核心，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精神，重振勇气，提升信心，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的方式方法，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也正因此，任何试图把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剥离出当代中国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
一转眼，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了一百年华诞，自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也走过了三个甲子。在如今这样的时刻里，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所遭遇的苦难，更不应该忘记曾经为实现今天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牺牲的先辈，而最不应该忘记是我们成就这一切的初心。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鼓起我们的勇气和信心，而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要为人民的利益，中华民族的复兴，坚持下去，一直到最后的胜利。
五，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深层次原因
孔子讲“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人到五十岁的时候，就应该能知道自己有没有命运。人的命运是不是天生注定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承认偶然中的必然，也就是说一切偶然事件背后其实有着一定的必然因素。就好像伟人一样，当时代大潮来临的时候，他能抓住机会，能引领时代的潮流，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里面有一定的必然因素，一是因为伟人博览群书，二是因为伟人勤于实践。如果只博览群书，懂得再多的道理，如果不付出行动，也不会发挥作用。
为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在伟人的带领下才能获得成功？这也是偶然中存在着必然。伟人把中国社会都摸透彻了，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伟人还说过：“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正确的策略就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为什么长征的路那么难走，红军战士还是义无反顾地跟着伟人走？因为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胜利，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这些都是经过实践检验得出的结论。伟人能带出这样一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部队，不仅凭着高超的领导艺术，还凭着能把红军带向胜利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伟人能解决红军面临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离开了伟人，注定要失败。
第一次反“围剿”，面对敌人的十万大军，我军有效兵力大约只有四万，四万对十万，胜算不大。可是在伟人的指挥下，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和“中间突破”的战术，在江西的龙冈设置了“口袋阵”。敌人第十八师两个旅孤军深入，进入到我军设置的“口袋”里，当时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在这支队伍里。战斗一打响，张辉瓒抬头一看四面八方都是红军，没有做太大的抵抗就缴械投降了。战后，伟人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这首词中写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口袋阵”被伟人运用得驾轻就熟，以至后来成为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的“法宝”之一，屡试不爽。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失败，紧接着发动了第二次对红军的“围剿”。这次他调集重兵20万，十八个师和三个旅，分兵七路向苏区推进。这次他们吸取第一次“围剿”的教训，“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像第一次“围剿”一样，被红军“包饺子”。
为了应对来犯之敌，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战神”粟裕参加了这几次会议，他对伟人的讲话印象深刻。伟人说：“现在敌人的阵势是只螃蟹，两边两只大钳子，中间一个软肚皮。究竟怎么打法？打软肚皮当然好打，但搞不好，两只钳子就夹过来了。”经过广泛讨论，大家接受了伟人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
按照伟人制定的作战方针，红军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具体方法。先把敌人放进来，然后集中兵力突然攻击敌人的第二路，打败了他们好几个团，然后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七路，最后横扫700余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酣畅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战役胜利后，伟人又作了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这里的“有人泣”说的就是“蒋介石”在南京“哭泣”。
“蒋委员长”还是不信邪，不到一个月，自己亲自挂帅率30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次“老蒋”吸取第二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用“长驱直入”的方针，妄图找到红军的主力，与之决战。因为第二次“围剿”采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很容易被红军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乱阵脚，所以改用“用优势兵力，长驱直入”的方针，与红军决战。
看似“聪明”的“蒋委员会长”这次分兵三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他以前线总司令何应钦率左翼集团军，从南城向中央苏区进攻，主要是寻找红军主力，并与之作战；由陈铭枢指挥右翼集团军，从西北方向进攻苏区；第三路军则由10个师和攻城旅组成，负责“清剿”剩余部队。
这些作战部署早已被红军的情报机会悉数知晓，“知己知彼”，在伟人的带领下，红军当然能“百战不殆”。红军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的策略，先让敌人“放马过来”，红军主力让出苏区根据地，然后再给他们来个“回马枪”，你们包围我，我跑出去，从外线再给你们来个更大的包围圈。
你追我跑，敌人进入到江西的南丰区后，错误地把红军的第3军第九师和第4军的第十二师当成红军的主力部队，妄图与之进行决战。当敌人的主要兵力都向南丰地区聚集时，伟人很快明白了敌人的意图和错误。于是，伟人采用“将计就计”的兵法，让部队留在南丰当作“鱼饵”，并利用赤卫队等当地武装壮大声势，作出“红军主力”的样子。
与此同时，伟人又让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从闽西北、闽西、闽赣边和闽南四个方向向中央苏区南丰地区迅速合围。给“老蒋”来了一个更大的“口袋阵”，准备把“老蒋”再包顿“饺子”吃。
然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红一方面军在向中央苏区合围的过程中到达了兴国西北一个叫高兴圩的地方，国民党又从外围调集重兵已经提前到达了这个地方。红一方面军对伟人“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贯彻得很彻底，在连续打击了敌人的“虚敌”之后，乘胜追击，三战三捷，在80余天内，歼敌三万多人，缴获枪支12000多支，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大获全胜。
从1930年底到1931年10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三次“围剿”。在伟人的指挥下，这三次“围剿”均以我军胜利而告终。从1933年4月开始，蒋介石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候，伟人已经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但负责指挥的周恩来和朱德仍采取伟人制定的反“围剿”策略，也就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这些方针在后来的实践中都证明了是正确的策略。正因为这样，第四次反“围剿”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可是从1933年10月开始，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最后一次“围剿”，也就第五次“围剿”。因为这时候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是博古和李德，一个20多岁的小伙和一个完全不懂中国实际的德国人。采取的策略也和伟人不一样，博古和李德采取“硬碰硬”的策略，这样的策略被伟人称之为“与龙王比宝”。经过实践证明，这样的策略是失败的，被迫无奈的红军开始了长征。
为什么能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伟人在讲《水浒传》的“三打祝家庄”时就曾说过：“〈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的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从伟人这番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能指挥红军打胜仗？为什么能带领中国革命能取得胜利？这就是从实际调查研究入手，制定符合实际的革命策略。
伟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长征以后的事实不断地证明，只有按照伟人正确的策略才能打胜仗，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然而，伟人也不是神仙，他也犯过错误，在对敌人斗争中，他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只有符合了实际情况的策略才是正确的。比方说，遵义会议之后，伟人重新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但是第一次与敌作战的“大柏地”之战，伟人就吃了败仗，为什么？是因为情报有误，情报人员把敌人的“三个师”错误地翻译成了“三个团”，不符合实际情况，“只知己，不知彼”，对敌人判断失误，所以才吃了败仗。
经过“大柏地”之战后，伟人更加重视对敌情报工作，每次大的战略决策，他都慎之又慎，把战场上各种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制定的策略符合了实际情况，中国革命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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