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
作者：作者：潘卓盈 编辑：宋赟
献给每一位
77级、78级高考亲历者
40年前的12月15日，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整整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恢复高考，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无数正在变得庸常、琐碎、下沉的生命。
这场吸引了全国2000多万考生的考试，是世界考试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因为报考人数众多，不得不分成初试和正式高考两个阶段，甚至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只能临时紧急调用。
最终，570万名考生，怀揣着难得的名额和奋发的意气，从农村、工厂、田间、大山深处，如潮水般涌向考场。27万年轻人在第二年的春天，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这一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成为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40年后的12月15日，一群从杭州大学（1998年杭州大学和原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为浙江大学）毕业的77级、78级高考亲历者以特殊的方式重回母校，相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为他们集体创作的一本非虚构回忆录《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以下简称：《120个回望》）举行首发式。
“就是此时此刻，我正坐在临平中学的考场上奋笔疾书，上午考政治，下午考数学。"首发式上，《120个回望》主编、杭大政治系78级祝毅（现任杭州农副产品物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对1977年的12月15日记忆犹新。虽然那一年的战役他失败了，但第二年再度赴考，终于拿到了梦想中的录取通知书。他当时的成绩是临平中学文科复习班的第二名。
“和所有的77、78级群体一样，杭州大学77、78级是一个浓墨重彩书写历史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走出了共和国的省部级干部、院士、文科领军人物、大学校长、上市公司创始人、全国一流的城市建设与运营商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这本书是一个群体的感恩，也是一代人的感恩。是高考给了当时年轻的我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祝毅说。今年5月下旬，他和78级政治系的寿剑刚（现任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一起倡议组织所有杭州大学77、78级校友撰写纪念高考恢复四十周年的文章。
没想到，响应者无数，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征集到了181篇回忆文章。书中收录的120篇文章正是从中遴选出来的，作者涵盖了杭大当时全部12个系的学生。
为什么是120篇？祝毅解释：“是为了向母校致敬，今年是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虽然一些同学的投稿文章没有收录到书中，但是所有撰稿者的记忆都会被永久地被保存下来。征文的原稿已经全部装订成册，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永久保存。"
命运之改变
原杭州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薛艳庄参与了恢复高考的工作，在他眼里，77级和78级学生是非常特殊的，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上学的时候没法好好上学，该上大学时高考停止了，该就业时上山下乡，“好不容易等到恢复了高考，却已上有老下有小，拖着沉重的生活负担与下一辈的年轻人在千军万马拥堵的独木桥上竞争。"
薛艳庄记得有位教授曾经和他聊过，这两届学生是空前绝后的，过去没有过，今后也不可能会再有这样经历复杂、年龄悬殊的学生。
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头两批大学生，“77级"和“78级"早已是一个文化符号。1977年冬天没有考上的，很多人在1978年夏天又考了一次。如张艺谋、许家印、冯仑、易中天、徐小平、陈丹青……他们都是77级、78级高考亲历者。
正是那场特殊的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很多人日后得以成为社会的栋梁和改革开放中的风云人物。
拿杭大历史系来说，两个班70名学生，出了十多位房地产商。1994年，36岁的前党校教师宋卫平以15万元起家，开创了“绿城"。四年以后，他的大学同学寿柏年加盟绿城。此后多年，两位大学同窗好友并肩作战，成为叱咤商界的“黄金搭档"。很多人把寿柏年称为“宋卫平背后的男人"。
杭大团支部活动，站立左六为宋卫平
《120个回望》中收录了寿柏年的“1977高考杂忆"。参加考试前，他在萧山农场围垦，那一年农场2000多名知青，只有寿柏年一人考上了本科。
“而今，我已年逾耳顺，老之冉冉而至矣！反观来路，参加1977 年高考无疑乃我人生之最重要转折点，从那一刻起，个人的命运汇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当祖国几千年难逢的大时代到来之时，我们正躬逢其盛，并深受其益。"寿柏年在文末用这段深情的结语感恩高考带给他个人命运的转变。
有着同样感慨的还有曾任海宁市市长、现任浙江中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政治78级应忠良：“1978年，既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步入正轨的新起点，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那年，我以总分327分的成绩被杭州大学政治系录取，成了我们村历史上通过高考考取的首名大学生。"他回忆1978年10月16日那个长天晴好，曦光微露的早晨，“用罢家里为我精心烧煮的鸡蛋面条，我挥手告别养育我的故乡热土，告别年逾古稀的老父和花甲老母，也告别自己17年的过往人生，跳脱农门，踏上了前往省城求学的旅程。"
政治系77级应忠良
中文系78级的陈建新，高考前在杭氧厂工作。他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参加每年的高考阅卷，2000年开始担任浙江省高考语文作文阅卷组的大组长，每年的浙江满分作文及高分作文都要经由他和审阅组的老师审读确定。他说：“回头看看，正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揭秘历史现场
翻看着《120个回望》，40年前，120位学子的高考故事，每一个都是如此鲜活、如此与众不同。
中文系77级的岳耀勇，退休前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他清晰记得40年前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路》，“我和很多同学一样，都引用了鲁迅的名言：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他记得高考语文卷子里有个词语解释，要求解释“高屋建瓴"中“建"的意思，考试结束后他翻《新华字典》才知道是“倾倒"的意思。他记得杭大中文系在文二路海洋二所附近上宁桥边的田间小道里面，“进入大学后，别人告诉我，中文室资料室有个老太太，她的名字叫陈学昭。我顿时傻掉了，天哪，如此大名鼎鼎的大作家居然在杭大也只能当个资料室管理员。"
杭大中文系剧社三剑客黄海滨、吴雪景、岳耀勇在话剧《在酒楼上》现场合影
同样是中文系77级的诗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王自亮感慨，“正是上了杭州大学，我才有机会得以认识一大批诸如敦煌学权威姜亮夫、一代词宗夏承焘，王驾吾、蒋礼鸿、徐朔方、沈文倬、郭在贻、吴熊和等等这样的名师大家，以及一大批极为出色的同学，这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
杭大中文系剧社演出《钱江怒潮》合影。
中文系排球队曾多次获得杭大排球比赛的冠军
1977年高考是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高考。一张薄薄的通知书，却有着沉甸甸的份量。同年入学的77、78级大学生们，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传奇，师生同考，同学年龄差倍的现象在当时比比皆是。
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工作的中文系77级卢敦基回忆，“1978年的3月初，身为复员军人的姐夫带着第一次出远门的我来到杭州大学报到。所有的人都跟1951年出生的姐夫打招呼，都以为我是他带出来玩的。其实我离16周岁尚差4个月，但在班里年纪最小。就这样，我与一帮都比我大的同学一起度过了珍贵的大学四年生活。"
中文系77级年龄最小的同学合影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也是15岁考上的大学。当政治系78级寿剑刚读着同学罗卫东的“十四岁的高考"一文时，鼻子一酸，忍不住流下了热泪，“那天他要来杭州上大学，几乎全村的乡亲都举着火把在后面送他。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长龙在缓慢移动。"他仿佛透过文字背后，回到40年前，看到了当年那个青涩的纯情少年罗卫东，寿剑刚开玩笑，“没想到如今的他蜕变成了一个煽情的油腻中年男子。"
祝毅透露，因为时间相隔太久，征集上来的文章有些细节描述会有出入。所以，书中涉及到的史料和数据都已经过编委会的反复考证，在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大学档案馆的支持下完成了历史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工作。
“这是一本解密历史现场的书。书中的很多史实在书中都被第一次披露出来。历史的本质是每个人的具象史，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每个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经历所构成的，这里汇聚了百人的记忆，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记忆。"祝毅说。
从1.4%到90%
毕业后就进入浙江省高校招生办的物理系77级宣成，后来又进入省教育考试院，一直都和“高考结缘"，“从全手工统分、录取到计算机辅助录取再到领先全国的计算机远程录取，30多年来，我参与并有幸参加、主导了高考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全过程。我带过的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等投入高考信息化管理的少说也有100多人。浙江省1982年后，经过我手录取的各类考生、包括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单考单招、中专、研究生等至少有1100多万人。"
他透露了个数字，浙江高考从1977年录取5346人，录取率为1.4%到2017年录取27.2万人，录取率在90%左右。
40年来，高考一直伴随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
你我都曾曾是“高考"千军万马中的一员。
这条路，浸透了几代人的泪水、欢笑，写满了青春记忆。
正如寿剑刚所说，“这本书对于每一个作者，都是珍贵的芳华记忆 ，是极为难得的口述历史。我想，80、90后的年轻人，读完这120个和他们的高考完全不同的故事，应该能更理解他们的父辈，了解共和国的这段历史，并从中汲取养分和力量。"
40年前的高考，他们披星戴月，
突破重重险阻，奔赴寒冬的考场；
40年后的今天，愿你如他们一样，
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977年12月15日，中国570万考生，参加了停废11年之后的首次高考。在他们许多人的记忆里，1977年滴水成冰的冬天并不寒冷，反倒是接踵而至的1978年早春，在忐忑焦急的等待中，显得格外漫长、格外难熬。
40年前的王旭烽，看到初试结果出来，发现自己把作文题目看错了，顿时感到“天昏地暗，差点失去知觉"。接下来在万箭穿心般的等待时光里，她唯有不停地靠打毛衣来疏解紧张情绪。后来，她带着这件打了一半的毛衣，成为了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学生。
杭大学生剧社演出《闪烁》合影，第一排左一为王旭烽
还是少年的罗卫东，凌晨三点起床，翻山越岭在全村乡亲举着火把的护送下，离开养育了他15年的村寨，成为1977年高考恢复后中国的第一批少年大学生。
他永远也忘不了，当他走到山顶，转过身子，俯瞰村子时眼里所看到的惊人一幕：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长龙在缓慢移动。那一刻，他流下了滚烫的热泪。他发誓，日后无论身处何方，都要铭记初心，砥砺前行。
拖着病体，强行出院，连续5天没有进食，靠输液坚持赴考的寿柏年，在1978年2月下旬，收到了杭州大学77级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年农场2000多名知青，只有寿柏年一人考上了本科。历史系同年入学的还有宋卫平。
《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中，每一位亲历者的个人故事，都只是1977高考记忆中的一个缩影。
我们从历史片段中截取了的几个样本，从他们的故事，你可以看到，
四十年前的那场高考，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是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40年前的高考，他们披星戴月，突破重重险阻，奔赴寒冬的考场；40年后的今天，愿你如他们一样，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以下文字摘自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一书，
内容有删节
《1977高考杂忆》
作者：寿柏年 杭州大学历史系77 级。毕业后在鄞县和宁波市政府机关工作。后在央企中国华能集团浙江公司工作。1998 年加盟同学宋卫平创办的绿城集团至今。
参加高考之前，我已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之一员，在萧山第二农垦场（其前身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六团）围垦造田近八年。“知识青年"之所以加引号，盖因我们这一批是“文化大革命"中入学的第一届两年制初中毕业生，学历配不上知识两字，且我下乡时年仅16 岁，称为青年亦勉强。
备考过程印象较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临时抱佛脚，托人到书店购买了中学数学课本全套八册（当时初高中学制各两年），再翻出早先所置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青年自学丛书·数学》，自学恶补。后来的考试证明，几何部分很难靠短期自学奏效，但代数部分尚有可能，只不过是学得快，忘得也快。二是除了动用半个月探亲假去宁波家中突击复习外，在参加初试前未为复习请过一天假，白天照常出工，晚上复习。原因是当时同事都未上过高中，视大学为高不可攀，故全连仅我一人报考，请复习假无例可循，且时值秋收秋种农忙，担心请假复习后如果最终没考上，被人讥讽为逃避劳动。现在想来，也是年少虚荣，幸亏后来侥幸考上，否则将会因此抱憾。
由于报考人数太多，1977年高考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在县里，合格者方能进入全省统考。初试时间是11月中旬的某一天。我的考点在萧山义蓬区义丈中学，距我们连队驻地单程25里，需步行到达。
初试为语文、数学两门。上午考语文，顺利完成。下午数学却考砸了。原因是不知道答题应先易后难，而是从头开始按次序往下做，结果中间被一道题卡住，很久才做好，以致影响后面答题时间，到收卷时卷尾几道应用题来不及做便交了卷。
考完后自认复试已无可能，心情沮丧。加上此前复习熬夜较累，于是自我放松，接下来的十余天基本没再复习。谁知到12 月初，竟意外接到了复试通知，心中一喜一惊，喜的当然是尚有机会，惊的则是离复试只有十天，时间太紧了。
于是，我立马请假来到萧山衙前中学复习（我叔叔是该校校长），那边比农场集体宿舍清静，且遇问题有老师可请教。谁知到第三天，因为叔叔正感冒，他便让我服了一片SMD（长效磺胺）以防感染，结果引发我严重的磺胺过敏症，酿成一场大病。
一开始也不知这病的厉害，只是脸肿得厉害，手脚发水泡，在当地公社卫生院住院，结果病情加重，水泡蔓延全身，口腔内也都是水泡，无法进食。于是到第三天，卫生院建议转萧山县人民医院治疗。但到萧山后，县人民医院见状不肯接收，建议转杭州浙二医院，于是又当晚到了浙二医院住院。住院需缴费，我是国营农场职工，有公费医疗，但需要农场出具证明，所以办住院手续时电话通知了农场。第二天下午，同事好友陈信伊从农场来到医院办公费手续。信伊说他在场部办理公费证明时，得知场部正要给我寄发高考准考证，他顺便领了带来给我作个纪念。此时是考试日的前一天。当时我虽十分虚弱，但脑子清醒。看到准考证后心情激动。医生查房时，恳请医生同意我出院参加考试。医生起初根本不予考虑。我再三说明高考机会的重要性和我不惜代价以求一试的决心，最后医生被我感动，以“系自行出院，出了问题医院不负责任"的方式作了默许，为我配了药，留了住院床位，嘱我不得大意，考完仍去住院治疗。
医院默许后，我又立即请叔联系萧山教育局，要求将我的考点从离县城70 多里的义丈中学就近调到萧山县城的考点。但因次日开考，准考证名单已下达各考点，考生必须对号入座，考点无法调整。
考试那天，我在信伊和头天晚上来杭的弟弟永年的搀扶下，凌晨4点从浙二医院出发，乘51路电车到龙翔桥车站，转15路效区汽车到萧山，再乘7时左右萧山去义丈的头班长途车，辗转到义丈中学考场。此时，正好赶上考生排队进场。一摸口袋，发现只带了准考证没带笔，于是叫永年在街上小店花0.12元买了支圆珠笔。我就用这支笔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试。
《十四岁的高考》
作者：罗卫东 杭州大学政治系78级，毕业于杭州大学经济系。现任浙江大学副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浙江省副主委。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成为这个自然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整个行政村最近30年来唯一一个考取大学的人。很难形容当全村的乡亲都知道我考上大学时的情形，可以说整个村子沸腾了，消息也很快就传到了全公社。此后很多天里，络绎不绝的人把家里挤得水泄不通，父母亲和姐姐们忙里忙外地招待大家。亲朋好友送来米面大豆、鸡蛋花生、瓜果腊肉等土产，友情特别深的访客送来了塑皮笔记本、钢笔之类乡村罕见的“高档"礼物。
我出生的这个小山村，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山寨，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流湘，得名的缘由不得而知。全村有4个自然村，我家所在的村最大，也不过60余户人家，300多口人。它坐落在海拔800米的一个小山谷之中，我在大学时代第一次读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时，就以为他写的简直就是我的家乡。溯溪而行，小道蜿蜒，山重水复，村民们傍水而居。那条源自白际山脉老山深处、从村边蜿蜒流过的小溪，长年不断流，保障了全村人的生活和生产用水。这条溪流的出口处就是当地有名的风景点流湘石柱和流湘飞瀑。村子地处山区，水田不多，村民靠种植高山旱地作物糊口谋生。一条狭窄的山道连接了山里山外，物资进出全凭肩挑背扛。
由于交通不便，村子和外面没有通公路，出发到杭州来读大学的那一天，必须凌晨三四点起来准备，四点半左右就得出发，翻山越岭去山外的车站坐去往码头的客车，在那里等待去县城排岭镇（后来更名为千岛湖镇）的客轮。然后要在县城住一晚，次日一早再乘开往杭州的长途客车。
我在乡亲们的护送下，离开了这个养育我15年的村子。我在这里有艰苦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在风土人情的熏陶和无数古老传说故事的滋养下长大。一想到此后就要长期地与它告别，内心充满了惆怅。那天凌晨，天光未见，几乎全村的乡亲都举着火把在后面送我。我被簇拥着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翻山越岭。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走到山顶，转过身子，俯瞰村子时眼里所看到的那惊人一幕：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长龙在缓慢移动。那一刻，我禁不住流下感动的热泪。虽然尚不能清楚自己走向未来的具体方位，更不可能想象后来的发展，但在内心发誓，将来一定要尽力报答这个养育我的小山村。
走出大山的我，从此开始了此前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人生。离开村子前从山顶俯瞰到的那一幕，让我此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都铭记初心，砥砺前行。
《花絮翩翩四十年》
作者：王旭烽 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现为国家一级作家，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院长，浙江省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论著多部，长篇小说《茶人三部曲》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初试出来，突然感觉自己把作文题目看错了，顿时天昏地暗，差点失去知觉。幸亏马上得知还有复试的机会，但得从初试考生中选拔，这让我陷入了比上吊还难受的状态中。干脆没有复试，我也就死心去“自挂东南枝"了，但万一和打牌一样倒数第二也不垫底呢？没有办法缓解我这种万箭穿心般的感觉，那时我不过是个小女人啊。但本小女人除了一哭二闹三上吊之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找到了一个通道——打毛衣。我托人从上海买了一斤细毛线，而且是粉红色的，日夜不停地忙活起来。我进入了一种机械的麻木状态，所有高考复习资料统统束之高阁。一天，我的一位考友到我家楼下来叫我，希望一起复习功课。我从厨房伸出手来，拎着那件打到一半的毛衣说：“我打毛衣呢！再见！"
然而，我竟然被通知可以参加复试了，这不是以另一种方式逼我去死吗？我一把扔了那件还剩半个袖子的毛衣，把复习资料扒拉扒拉下来，又开始拼了。
考上大学后，我拿上了那件粉色的半拉子毛衣，还以为我能够边读书边把它打完。不料这计划永远胎死腹中。四年之后，我在学校的垃圾箱旁烧掉了三小麻袋稿纸，拎着那半件毛衣走向社会。
大学毕业后搬了许多次家，每一次那件未完成的毛衣都会挟在我胳肢窝下，随我周游四方。大约20年以后，我终于决定重新完成它，无奈发现那毛线针已经锈在了毛衣上，死活拔不下来了。
图由《120个回望》编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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