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记者问：众所周知，当今科学生活普遍存在一种“人本主义——反科学主义”的哲学思潮。但是，您却始终独树一帜，坚持科学研究必须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并用之于指导自己的基础科学研究，以至于在涉猎如此广泛的领域取得如此众多与经典理论不同的独立研究成果。您能否给我们做出一种言简意赅的介绍和诠释吗？
补充诠释
记者此处所问，涉及骤然涌起并持续存在和不断演变于20世纪西方知识社会之中，一股旨在“公然否定科学的存在，拒绝知识的理性标准，否定决定于理性的物质第一性基础”作为其全部本质内涵的哲学思潮。
不难发现，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哲学风暴之中，一大批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几乎全然不懂得自然科学，没有亲身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任何经历。
而且，十分怪异和荒诞的还在于：他们没有承担理应需要哲学家承担的责任，拿起“理性批判”的武器，对当今科学世界“无视和容忍矛盾普遍存在，允许将科学公然建基于矛盾概念与人为假设之上”的荒唐提出任何拷问和严厉批判。
相反，他们竟然无忌于作为哲学家“良心”的拷问，借助对“理性和逻辑”的否定，竭力为当代自然科学体系容忍形形色色矛盾存在的荒唐做出辩护，在不一而足的“伪科学”杜撰面前，心甘情愿充当着一个懵然无知、浅薄丑陋的盲从者和卫道士角色。
无知者无畏。恐怕这才是在科学面对空前困境的特殊时刻，如此多的当代西方哲学家考虑的不是如何拯救科学，而是意气自如、纵横捭阖，彻底抽空作为“哲学思考”标志的“理性精神”内核，大肆渲染“无视和拒绝理性”荒唐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然性的缘故。
与众多既往西方学者“探求绝对真理”的习惯性鼓噪相反，人类必须形成一种“理性自觉”意识：人类永远无法“穷尽”大自然的全部真实，永远不可能说出大自然“为什么”会如此存在的真实原因或道理。
一个短暂生存的人类，永远不可能拒斥对于“理性”的向往、否决“理性”构造的规范。否则，一个原本意义的人类，亦已不复存在（其实，由此导致的种种危险，正极其急迫地威胁着整个人类）。
作为当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最初倡导者之一的费耶阿本德，既往的理论物理研究生涯，导致他的内心无法抹拭“向往理性”的印记。
只是目睹当代理论物理太多无法否定的矛盾长期存在，而整个科学世界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最终凭借“人为约定”的荒唐和自欺，企图掩饰和无视众多矛盾无以克服的窘境时，他才会听凭那颗未曾泯灭的“科学良心”驱使，向人们指出一个“理性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无奈。
在20世纪的中叶，包括由爱因斯坦所杜撰与“神学”无异的“相对论”在内的诸多“公理化体系”如日中天之际，费耶阿本德能够如此的诚实和勇敢，向那个将“信仰”公然视同“真理”的“科学共同体”变相发出了挑战。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位非凡的思想者。
一方面，自然科学体系面对“理性或逻辑”空前缺失的窘境；另一方面，本应以“维护理性”作为唯一天责的诸多哲学家，不断为在“科学”名义下的众多无端杜撰公然做出“允许无视理性”的辩护，乃至这两者之间的彼此交叉、默契配合和相互支撑，成为人类文明史中难得一见的奇葩和趣事。
答（1.2.1）：应该说，在人类的科学生活中，如果某一种现象真实发生了，那么，它往往一定存在某种独立于研究者“主观”意志，而促其发生的某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
补充诠释
对于“行为”决定于“存在”的强调，只希望在“一般意义”上表示，在人类的科学生活中，任何一种“有意识”活动的出现，原则上都决定于物质世界中某个有待探索和恰当认识“新鲜现象”的被发现。
于是，人类从事的科学研究，包括技术发明在内，相应被赋予一种与任何研究者“个体”主观意志并无本质关联，而依然决定于“物质存在”自身的共性规律。
做出人类的“主体活动”决定于物质世界“客体存在”的一般性判断，与哲学家针对“唯物主义”所作“意识决定于实在”或者所谓“拒斥抽象存在（abstract entity）而支持具体现实（particular reality）”之类的教条并不简单同一。
整个西方哲学体系，处于众所周知的相互对立、彼此冲突和自我否定之中。包括如何准确解读和理解“物质存在、表观现象、主观性、客观性”之类诸多哲学基元概念的问题，始终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中的众多命题，首先存在自身缺失准确界定的前提性失当（尚未出版的《西方哲学的科学反思》一书，针对西方哲学的一系列习惯性论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重新诠释和分析）。
答（1.2.2）：因此，如果说自己曾经得以机会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能够在涉及“牛顿力学、流体力学、统计力学、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量子力学以及集合论、数理方程和微分几何”等众多基础科学领域，获得西方科学家没有完成的许多独立研究结果，那么，这首先决定于存在，归结于在诸多西方科学先行者曾经建构的知识领域中，的确存有他们没有解决的大量认识疑难和矛盾；
此外，从人类的“理性意识”总能够在一种“认识反复”的冲撞、辨识和扬弃之中得以逐次提升，或者只要“矛盾和谬误”真实存在，它们在原则上终究会为拥有“理性向往”本能的智慧人类所抛弃这个总体规律考虑，许多合理结果的最终呈现又几乎是必然和平常的。
补充诠释
人类区分于“一般动物”的根本所在，就在于人类被赋予一种“理性向往、自我纠错”的本能。
由古希腊思想家最先开辟的“认识论”哲学思辨，已经超越了二千五百多年。相对而言，以牛顿力学作为标记的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还过分年轻，仅仅拥有四百年的历史。
无论怎样，先辈们建构的知识体系，给人们以力量，以及理性的愉悦和享受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留下太多的缺失、漏错和遗憾。
相对于人类的诞生、漫长的变迁和生存，一个跨越了千百年，开始慢慢懂得自觉追求和合理建构知识体系的历史，仍然只能算得上一个转瞬即逝和过分短暂的存在。
只要人类不再被自大、浅薄和无知所糟践，不再回避甚至掩饰认知中留存的太多缺失，意识到一切“技术”的强大仍然源自那个自存的大自然，正视并警惕“技术”的无序滥用和滥用带来的毁灭性危害，那么，一个懂得并愿意“自我纠错”的人类，仍然可能得以机会，完成人类“理性认识”水平的提升。
完成“自我纠错”的必要前提，是不允许继续文过饰非、矫情镇物的自欺，而代之以一份直面曾经不足与过错的真诚。
但是，令人遗憾和困扰的是，那个在大千世界本来过于渺小和只允许短暂生存人类中的许多人，总是热衷于彼此争斗，过分的贪婪和自私，迷恋享乐、猎奇和炫耀，还有可能留给人类又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吗？
答（1.2.3）：进一步说，人们必须形成一种理性的意识或判断：任何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守的“物质第一性”原则，绝对不是允许人们自由选择的某种哲学信仰，而仅仅是“逻辑自洽性”原则的基础和必要前提。
只有“物质第一性”原则首先得到严格遵守，才有可能保证我们的科学陈述满足“理性原则”的要求或期待，避免陷入由于任何微小矛盾的存在而必然导致的“空言性”荒唐。
补充诠释
认识到需要科学陈述严格遵守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原则上不过是“逻辑自洽性”原则的必要前提，其实并不能看作一件过于简单和十分自然的事情。
按照经典的西方哲学理念，通常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首先界定为两个处于对立和冲突之中“基础性”判断。继而在这个认知前提之上，才可能或者需要对其他哲学论述做出“唯物”还是“唯心”的进一步区分。
二千多年来，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胡塞尔等在内，众多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不断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纠缠和徘徊，抑或考虑如何在“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判断做出合理抉择的问题。
但是，他们似乎都不知道，所有这些千态万状的不同选择，原则上都只允许纳入各自“信仰好恶”的范畴，它们与一种真正意义之上，必须独立于研究者“个体”主观意志的哲学论述完全无关。
与此同时，从这个形而上学的习惯性分野出发，西方哲学家通常以为，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讨论此处予以一再强调的“逻辑自洽性”原则的问题。
事实上，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启西方哲学思考的极大部分时间里，从来没有出现一个作为20世纪科学世界“公理化主义”主张的附庸，像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一再鼓噪和渲染的那样，需要“公然拒绝理性、粗暴否认逻辑”的哲学家。
有一本《西方哲学词典》曾经这样告诉人们：对于“理性”的向往和维护，几乎总是以一种天经地义、相沿成习的方式，被界定为一切“哲学思考”或者任何形式的“说理过程”不可或缺的标准和内核。
既然否定逻辑、容忍矛盾，还有什么“讲述道理的哲学思索”可言呢？
矛盾的出现，无论看似多么细微，原则上都会导致“空言性”陈述的结果，出现最终什么东西也没有告诉人们的荒唐。据此才可能理解，20世纪波普尔提出的“证伪主义”为什么允许，仅仅凭借任何一个“矛盾”的发现，就足以对整个陈述系统构成“完全否认”主张背后的逻辑基础。
正由于这个道理过于简单、素朴、平常和自明，既往的西方哲学家往往以为，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强调“坚持理性、捍卫逻辑”这个理应自明的命题，完全没有料到一个公然打着“否定逻辑、拒绝理性”旗号，试图与人们“讲道理”的哲学思潮，竟然会出现在号称知识已经极大丰富的今天。
不仅如此，众多西方哲学家似乎始终没有真正认识到，科学陈述必须严格遵循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并不只是某个“哲学信仰”的自由选择，而仅仅是“逻辑自洽性”原则的一个合理推论或者必然皈依罢了。
或许不少人知道，19世纪中叶的康德，由于曾经创建的微分几何，而在死后被西方科学世界冠之以“数学王子”的美誉。其实，不难作严格证明，那个以高斯的名字命名的“微分几何学”从头至尾都充斥着矛盾、冲突和谬误。
究其原因，高斯几何的致命失误之处，就在于这个只能视同“约定论”的形式系统，只允许建基于一系列以“公理化假设”示人的“人为约定”之上。于是，为一切科学陈述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的空位，不具特定“物质对象”提供的可靠支撑和相应的必要约束，导致这个“公理化体系”最终流于一场因为“空洞”所以必然充斥着“对立、谬误和荒唐”的闹剧。
在西方人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由古希腊学者提出的“公理（axiom）”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先出现在欧几里得几何里面。人们普遍约定，在建构任何一个科学理论的时候，都需要首先寻找和确定一组以“公理”称谓的原始假设，继而才可能在此基础之上，逻辑地推导出属于这个理论体系的所有其他命题。
但是，到底怎样寻找和合理确定“公理”的拷问，却成为逾二千多年来，一个始终无法给出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统一答案的难题，自然也成为哲学“认识论”思考中一个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基础性命题。
直到19世纪“非欧几何”的出现，才逐渐形成由高斯等研究者所提出，一个以“公理方法（axiomatic method）”称谓的研究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允许人们提出任意的“人为假设”用作建立知识体系的唯一基础，并由此完成“公理化体系”的最终建构。
回顾和认真审视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可以发现，自从以“数学和经验”作为主要标记的牛顿力学诞生的近两个世纪，却由于建构“公理化体系”这个极具隐蔽性的导向性错误，其后的自然科学体系逐渐偏离了最初依然“向往理性”的素朴健康轨道，对人类自然科学体系正常健康发展造成极其巨大的戕害。
不难做出严格证明：除了大量数学疑难以及理论物理中相关数学推导存在太多的失误或逻辑不当以外，对于“物质第一性”原则的无视和违背，则成为主要由西方学者已经建构，包括基础数学在内的全部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最终无法避免与“逻辑自洽性”原则彻底背离的众多荒唐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值得花费如此多的篇幅和笔墨，反复谈论“物质第一性”原则这样一个看似平常和简单，然而十分重要和基础，并且恰恰被几乎所有当代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完全忽视了的前提性重大命题的缘故。
答（1.2.4）：纵观“西方哲学”以及至今仍然主要由西方科学家建构的“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之所以会到处充斥着矛盾、悖谬和冲突，以至于最终公开放弃逻辑，恰恰因为二千多年来的西方学者，他们始终没有解决“如何”才能按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将科学陈述重新建构于某种“物质实体”之上的缘故。
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先贤柏拉图就曾做出“一切可靠的知识体系只允许建基于实在东西之上”的正确判断。但是，包括柏拉图在内的所有西方哲学家，充其量只是将其当作一种“说教”束之高阁，从来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和执行。
补充诠释
西方思想家似乎始终没有真正搞明白，只允许将知识体系建基于某个“特定”的物质对象之上，并不是某一个允许“自由选择”的哲学信仰，而需要视作“逻辑规律”使然，是逻辑仅仅具有“同义反复”功能的必然推论。
既然如此，就绝不允许继续随意谈及与“无穷真理、绝对形式”相关，这些西方学者往往热衷议论与格外向往的“伪哲学”命题。相反，还需要从被亚里士多德曾经以“类（kind）”加以称谓，一个经过“人为改造”的特定对象出发，考虑如何对知识体系自觉做出“前提性限制”的问题。
答（1.2.5）：人们总可以相信，如果柏拉图最初做出这种出自“理性常识”的判断，能够得以真正贯彻，那么，在一切源自于“约定论 —— 主观揣测”的随意杜撰，相应必然充斥着的形形色色矛盾和谬误得以清除的同时，一个只可能被赋予“有限真实性”功能，并且只允许“有条件地”存在，然而必须严格地满足“无矛盾性 —— 理性”要求的知识体系，将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补充诠释
懂得将知识体系严格限制在由特定对象构造的“有限论域”之中，切勿奢谈“绝对真理”之类的虚妄，不要对“逻辑”存有与“独立性”或者“发明性”功能相契合的任何期待。
但是，科学陈述必须符合于逻辑。因为矛盾意味着自否定，任何隐含矛盾的陈述必然归于空洞，最终什么东西也没有告诉人们。宣称能够或者必须“容忍矛盾”的诸多形形色色“现代逻辑”创造，不过是人类面对长时间无以克服矛盾的太多认识困惑时，一种纯属自欺欺人的杜撰、托词和无奈罢了。
答（1.2.6）：其实，只要真正做到一丝不苟地遵守“逻辑自洽性”原则，并且，只要方法对头了，学会准确理解、建构和使用“逻辑分析、逻辑批判”的工具，那么，无论是从牛顿力学诞生之初就一直困扰西方科学世界的“惯性系”疑难，还是麦克斯韦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中只允许当作“人为假设”对待的“位移电流”的概念反常，或者是被众多学者曾经视作是对“人类理智”一次最大考验的“湍流”困惑，乃至对于20世纪西方科学社会形成极大挑战的“量子力学哲学基础”存在的根本冲突和矛盾、以及围绕“现代数学体系哲学基础”的跨世纪争论、包括怎样才能合理解释“米克尔森－莫雷实验、光线何以会弯曲传播”等众所周知的认识疑难，它们的解决终将成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补充诠释：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时，诚实地揭示矛盾和严肃地直面错误，不仅仅需要视作“学术道德”范畴的一种起码要求和规范，同时还应该界定为“方法论”意义之上的一条必由之路。
面对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只有在准确揭示不同既往研究成果之中“独到与合理”之处的同时，认真发掘、努力寻找和准确界定相关研究一切可能的“逻辑不当”之处，严肃探究为什么无法从矛盾之中得以解脱的“方法论”失误所在，那么，一个原本仅仅用作描述“自存”物质世界并理应隶属于“全部”智慧人类的科学事业，才可能行进在一条得以持续深化和不断拓展的康庄大道之上。
毋庸讳言，无论是主要由西方学者建构的“哲学体系”还是“科学体系”，都留有他们始终无力解决的大量认识疑难、矛盾与失误。原则上，这些问题合理处置和解决，并不存在“学术意义”本身的根本困难。
但是，一切认知困难之所以长时间无法得到解决，不妨首先大概归咎于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重大失误。纵览西方学者完成的不同学术论著，不难发现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绝少发现后人对前人研究的深入探讨和中肯分析，往往既缺失入木三分的肯定，也没有切中肯綮的批判，而几乎总是热衷于许许多多无中生有的不断推陈出新。
如果进一步追究，或许还应该将这一切归咎于“人性”的弱点。在纪念普朗克诞辰的一次集会上，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隽永深邃的话：
科学的殿堂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引导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许多人是因为科学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所以在科学的特殊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历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另外许多人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因此才把自己的脑力奉献在这个祭坛之上。如果有位天使把这两类人赶走，那么，聚集在这个殿堂里面的人就会大大减少，……。
虽然爱因斯坦没有做出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但是，他的真诚和质朴，仍然应该被视作对人类科学事业做出的一份同样极其难得的巨大贡献。
不妨相信，大量科学疑难和哲学疑难之所以长时间无法得到解决，并不是这些问题过于复杂和艰涩，而应该归咎于许许多多爱因斯坦称之为理应逐出“科学殿堂”的形形色色“伪研究者”个体，源自那个本质上早已异化为“利益共同体”的所谓“科学共同体”所持“共同意志”的粗暴干涉和阻挠。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一个言说，如果像目前的西方主流科学世界所做，竟然不容批判和检讨，那么，还有什么真理可言？
反过来，随着一切认知困难得到逐步解决，一个为人类所建构知识体系得以重新回归那个它试图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之上，那么，恰恰与当今社会对认知者个体的“神化”背道而驰，或者像皮尔士、波普尔等个别坚持理性的当代哲学家指出的那样，科学将重新绽放那个不可缺失的“公众性”特征。
或者说，如果能够说这些问题真正得到了解决，那么，与西方知识社会习惯认知与通常鼓噪的“知识理念”恰恰相反，必须消弭知识体系中思维者“个体”的痕迹，不再是专属于“个人”的伟大创造，而自然成为全体“智慧人类”形成的理性共识。至于许许多多长时间困扰人们诸多问题的解决，最终到底出自于何人之手的拷问，自然变得完全不那么重要，甚至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并且，不仅仅自然科学范畴的问题如此，许多逾越两千多年，始终困扰西方哲学世界的“认识论”困惑，亦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同样能够真正有所突破。
答（1.2.7）：对于目前仍然主要由西方学者建构的自然科学体系而言，之所以最终陷入重重矛盾和认识紊乱之中，甚至出现公开否定和拒绝“逻辑相容性”原则，这样一种纵观人类文明史也难得一见的理性大倒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一切科学陈述赖以存在的“客观实在”基础的根本否定，在于对形形色色“约定论”自欺的默认和纵容。
基于“认识逻辑”中一种几乎完全相同的道理，当某一个命题业已被证明长期存在某种“普遍错误”的时候，同样不能将这种错误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甚至某一群人的心血来潮，而需要意识到，在一种“普遍性认识错误”的背后，一定存在某种同样“客观真实”并往往拥有更为深刻“历史渊源”的认识不当。
形形色色“认识不当”的出现，本应是人类科学生活乃至文明发展史中一种“反复出现并殊为平常”的现象。然而，如果无视认识前提在明显存在的错误，陶醉于在其上轻易完成的任何拓展，不仅仅注定无法获得成功，反而只能导致格外离奇的荒谬。骤然鹊起20-21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正是这种“反智运动”荒唐导致的极致。
因此，必须像20世纪著名的美国科学哲学家萨顿曾经反复告诫人们的那样，需要不时对知识体系进行一番“历史性”的梳理。
补充诠释
可以相信，以上围绕《还原科学精神的本原》标题所做的全部陈述，无非是针对皮尔士曾经为“科学知识”提出必须拥有“客观性”基础和“公众性”特征的这一哲学判断，再一次做出的充分肯定与明确彰示罢了。
并且，所有的这一切，绝非源自任何思想者“个体”的意志、偏好乃至智慧，而仅仅决定于人类内在的一股理性力量和理性追求，乃至一种对于“逻辑本质”准确领悟的必然皈依。
早在两个多世纪前，康德就曾睿智地告诉过人们：逻辑永远没有可能，向人们揭示任何“新鲜”的实在。十分可惜的是，无论是康德本人，还是格外赞许康德哲学的众多西方学者，似乎都缺乏一种能力，把这种对于“逻辑”或者“理性”的深刻领悟和准确界定，贯彻于哲学的“认识论”思考始终。
当然，格外强调和充分肯定科学知识不可或缺的“客观性”基础和“公众性”特征，绝非意味着对于研究者个人“出色智慧”与可能发挥某种“非凡作用”构成简单否定。
许多人知道，诚实的爱因斯坦通过自己撰写的传记，曾经以一头“布里丹的驴子”自嘲，表达在数学领域需要面对的困境。阅读爱因斯坦的书不难发现，即使在他难得使用的“数学推导”里面也毫无数学可言。爱因斯坦甚至完全不知道，凭借随意添加“假设”的方法，以求得到某种期待结果的过程，已经毫无“数学”可言的简单道理。
同样，步入晚年的狄拉克，曾经使用“有趣的游戏”这样的语言，公开为自己年轻时替量子力学杜撰的那一套“公理化假设”体系作重新定位，并做出人们必须对“量子力学尚缺乏可靠基础”这个明显失当予以严肃对待的告诫。
无知者无畏。或许这才是“时空变换、波粒二象性、大一统”之类荒诞不经的杜撰，乃至公然打着“拒绝理性，否定实体论基础”旗号的林林总总“后现代主义”思潮倒行逆施，能够在人类暂时面对认识困难的20世纪大行其道、横行无忌的原因。
其实，犯错并不可怕。犯错属于一切学术研究之中的常态。真正可怕的，只能是一个以“科学家”示人的当代特殊人群，对于错误的蓄意掩饰和蛮横坚持，乃至对揭示和批判错误的全然拒绝、粗暴干涉和强烈反对。
差不多二十余年前，笔者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邀请作学术交流。作为中科院机关报的《科学时报》对此事做了简单报道。其中特别引用了报告中如下所述一段话：“在每一个没有解决的科学疑难的背后，无一不存在相应没有解决的数学疑难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仅仅凭借对于“理性或逻辑”的准确领悟和定位，几乎仍然没有可能，处理许多让职业数学家束手无策的数学难题。众多“数学疑难”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研究者具有数学基础知识方面的深厚积淀，拥有一份敏锐发现矛盾或错漏的洞察力和智慧，掌握娴熟的数学运算技巧和真正符合于逻辑的高超推理能力。
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普列汉洛夫曾经深刻地指出：世界上可能有五十个拿破仑，但最终只有一个能够成为那个真正的拿破仑。人生际遇，充满了太多偶然性，仅仅凭借研究者个体的天赋还远远不够。时代的特殊背景与研究者个体之间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风云际会，最终才可能向人们展现一部绚丽多姿、波澜壮阔的科学发展史。
切切不要忘记，一个围绕“数学体系哲学基础”曾经被某些西方哲学家称作“跨越了三个世纪，但至今尚未发现任何解决迹象”的基础性认识困惑，始终在纠缠着我们的科学世界。作为“理性”常识，在一个明知失当的基础或者前提之上，任何的后续推理，都将必然失去“理性”的意义或内涵。
也仅仅在这个特定意义之上，人们可以说，应运而生于20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不仅仅显示仅仅决定于某种特定物质内涵的“必然性”特征，同样也拥有因“揭示矛盾”而产生的积极意义。
因此，切切不可文过饰非、曲意掩饰，在“数理方程、张量分析、微分几何、集合论”等诸多基础数学领域，均留下了许多长时间无法解决，甚至尚未为职业数学家们理应意识到的诸多数学难题。
与此同时，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太多“伪数学”命题的人为杜撰和持续涌现，恰恰从一个与“理性和逻辑”截然相反的方向，极大干扰和严重妨碍了诸多“真数学”命题的处理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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