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5年考进大学的。但那时读大学并不是我们年青一代的追求，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这样说，现代人会觉得有些难懂。我可以说，那时我们头脑里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前途，不是为生存而就业，而是要“参加革命”。刚刚解放，解放军、老干部浑身发光。军队是革命第一线。劳动最光荣，工厂又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所在的地方，更好。到行政机关工作也是参加革命。只有读书，是远离了革命，远离了劳动，人们是有些鄙夷的。一言以蔽：“参加革命”才是我们的向往和追求。
1952年开始，我已经走上“革命第一线”——参军了。在空军第七预科总队工作了三年多。但到了1953年，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时，就提出解放军要学习苏联，走向“正规化”。其重大措施之一就是减少部队的女军人。除了医护人员和文工团员以外，女兵都要转到地方。七预校原有女兵几十人，绝大部分前两年已经陆续转业，比如图书馆的李坤玉就去了武汉钢铁厂，和我在一起的杨兰弟也回到河南某单位等等。到1955年，七预校女兵已所剩无几，除了医护人员外，剩下的只有属于司令部的几个文化教员，加上我这个政治部的广播员已经不足十人了。但是据说到地方工作已经不好安排。不能到武汉、郑州这样的大城市了，只有部队所在的河南省信阳市可以考虑。据说可以去信阳市邮局——邮局是当时人人向往的“铁饭碗”。但是离我心目中的工作岗位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对职业，我们大多没有“饭碗”这一概念。
就在为难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大学招生开始面向在职职工、退伍军人等。这在今天，一定会被认为是最好的消息。可是在那个年代并非如此。因为那时在我们心里，走上工作岗位不是“就业”，而是“参加革命”。高学历不仅不必要，甚至带有负面色彩——没有文化的工农兵才是光荣的。所以“要不要考大学？”我很是犹豫。就给在辽宁抚顺工作的大姐彬文写信征求意见。大姐的回信大意是：人应该有些系统知识，所以还是应该求学。大姐这一回答对我一生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下决心报了名。
下决心时，距高考已经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从放下工作，复习备考，到参加考试，最后入学，部队有专人组织安排。不过复习功课却是没有人指导和帮助的，也没有中学课本。当时发给了我们一本全国统一使用的《高考复习提纲》。《提纲》包含各门功课，加在一起不过200多页。按提纲复习，根本感觉不到多么紧张和多大压力，与今天的中学生备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复习了一个月左右，高考到来。报了名的6个女同志在部队有关人员带领下，提前一天来到考场所在的郑州市，住进了旅馆。两天半，5门课考完。然后是填报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天津南开大学新闻系。原因是我在部队几年都在广播站工作，每天都要报告新闻，似乎觉得我应该去当一名记者。第二志愿也是某校新闻系，第三志愿才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过了几天，收到考分通知，我的其他科目分数还可以。地理分数最差——40多分。又过了几天录取通知来了，预校被录取的只有三人，我被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还有一个是文化教员朱慧清，录取到北京师大物理系，另一个数学教员被北京的一所师专数学系录取。
按入学通知的到校报到日期，部队为我们买好火车票，到时部队派人派车，把我们送上了火车。火车开动，我的军旅生涯便正式结束。时间是1955年9月10日。
次日火车到达北京。走出火车站，上了北师大迎接新生的校车，又一会，到达北师大新校区。
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有两个校区，有几个系还留在老校区，那是北京西城区原来的一个豪华的王府——恭王府。随着教育的发展，老校区已经太小，只能留下几个人数较少的系，中文、数学、物理等多数系科已经搬迁到西城区德胜门外的“北城角”新校区。校园很大，校舍都是新建的高层建筑。
我所在的中文系55级新生160余人，分4 个小班，我被分在了4班。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我担任了这个年级4班团支部书记一直到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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