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那盏煤油灯摇曳的光晕，在泛黄的凸凹不平的墙壁上，投下母亲佝偻的剪影。由于白天事情忙不完，她总是在深夜里缝补，针尖穿过厚实的帆布手套时，发出"噗嗤"的声响，像在替她叹息。
那年我七岁，书包侧袋裂开的口子，已经跑掉三支珍贵铅笔。当班主任第三次催缴学费时，我攥着皱巴巴的催款单，在回家的路口徘徊到天黑。
“妈，能不能...”，我话没说完，母亲突然被针扎了手。血珠渗进灰白的手套衬布里，染红如一分钱大小一块。她顺势把缝补的活计推给姐姐，起身掀开掉漆的饼干铁盒，这是母亲唯一的宝箱，里面躺着几张毛票和我的三好学生奖状。
由于父亲在我三岁时就去世，家里许多人情世故都由大哥操持。大哥这时从外面走了进来，说快过年了，明天把家里那头猪买了吧。母亲别过头去，我看见她后颈新添的白发，在煤油灯下泛着银光。
第二天课间操时，我躲在厕所隔间数着交学费的十二块。蹲坑缝隙里突然滚进来一枚钢镚，前排的刘俊英在门外喊："谁的一块钱掉下水道啦！"我慌忙把纸币塞进内裤暗袋，冰凉的纸币贴着皮肤，像块烙铁。
周末跟二姐去纺织厂领计件工资。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布匹散发着霉味，会计室的铁栅栏后飞出张工资单：18.5元。二姐沾着唾沫连数了三遍，转身花三分钱，给我买了根白糖冰棍。化开的糖水顺着木棍流到虎口，她下意识舔了舔，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把冰棍使劲往我手里塞。其实我知道，二姐好几年都没有自己买根冰棍吃了。
七月的暴雨来得猝不及防。大哥冒雨抢修屋顶时，我从他工具箱底层，翻出个牛皮信封，里面整齐码着我的学费上交存根，最早一张盖是1972年的，存根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大民小学，一年五班”。雨水从泥土缝漏进来，在账本上晕开团团墨花。
我的高考是在离家二十公里外的县二高中，考试时间安排两天，由于离家太远，没有家人陪伴，和现在高考没法比。我嚼着玉米面的饼子走进考场，笔尖划过试卷时，忽然想起父亲在世时与世抗争的身影。最后一题几何图形在眼前晃动，渐渐变成母亲缝纫时绷紧的棉线。
录取通知书寄到的那天，大哥在院子里劈了一整天柴。傍晚他拎着两瓶散装白酒回来，颧骨泛着不正常的潮红。母亲把腌萝卜切得震天响，突然转身抱住我，围裙上的油渍蹭在我刚刚洗过的衣服上。她身上有股机油和韭菜混合的味道，那是我闻过最安心的香气。
中专寒假回家，发现衣柜深处藏着我的婴儿襁褓，裹着这些年家里给我交学费的单据、每年各科成绩单、获得的三好学生奖状以及各科竞赛一二三等奖。泛黄的纸页用橡皮筋捆着，安静得像我的十年秘史。
现在每当我路过精品店的橱窗，看见标价八百块的羊皮手套，总会想起母亲在世时，经常戴在手上的那副帆布工作手套。掌心处打着褐色补丁，指关节的磨损纹路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素，它像一幅未完成的地图，标记着我们共同跋涉过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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