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 尤德才
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顽症，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且难以根除。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腐败的根源不尽相同。不过，教师、医生这类群体，甚至普通民众出现腐败现象的情况相对少见。
例如，人们遇到什么问题，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通过靠关系来解决，而不是用自己的合法权利，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民与官，其实也同属一个的群体。不少民众对贪官既痛骂又羡慕甚至想效仿，一旦获得权力可能也会腐败，出现 “群氓” 现象。像 “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 等事件，以及多数父母希望孩子当公务员不劳而获，升官发财似乎理所当然等等。这些现象的根源值得探究。
依我之见，中国当前腐败现象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是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社会问题的综合产物，但深层次根源还是内在因素。即我们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其次是制度问题。
若是监督机制、制度结构等问题导致腐败，那为何三十多年前法律和机构不健全时，领导干部却较为清正廉洁，而如今法律制度和机构越发健全，贪污腐败现象却仍有发生？我国重视反腐败，设有众多反腐机构和措施，如公检法、监察部、中纪委、反贪污贿赂总局，还建立了省部级干部巡视制度等，甚至有政治局常委因腐败被查处，但为何仍有人前赴后继地腐败，腐败难以彻底控制？
人们常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当下中国社会虽存在乱象和腐败，但并不缺宪法、法律法规，我国的法律法规已形成体系，且执法部门众多，如工商、技监、卫生、公安、检察院、纠风办、文明办、打假办、廉正办、纪检办、法院等监督机构是世界上最多监督机构的国家。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一个社会能否和谐健康发展，除了取决于所实行的制度，还与思想意识形态是否正确密切相关。任何系统都存在漏洞，如同电脑操作系统需不断修复漏洞一样。思想意识形态错误的人，会千方百计钻制度漏洞做坏事；而思想意识形态正确的人，即使制度有漏洞，也会主动修补，至少不会加以利用。
也就是说，即使体制合理、制度健全，若执行的人思想意识有问题，组织的自组织功能也难以发挥，好制度也会变形。就像再好的车，若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开，也会出问题甚至车毁人亡。失去监督的权力是否导致腐败，往往取决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国的腐败和乱象成因复杂，但根本上需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探寻。
当下，不少国人丢弃了传统的 “礼义廉耻”，不知中华 “耻” 文化，耻愧之心缺失。不相信因果报应，缺乏对天地敬畏的 “慎独” 自律，因而肆意妄为。在潜意识里，只要不被发现，便什么可耻之事都敢做，且不知悔改，不忏悔自身贪恶，而是感叹手段不高或运气不佳。
试想，一个民族若不懂得 “礼义廉耻”，迷信 “强王败寇” 的强者哲学，怎能期望政府官员清廉不腐败，国家成为法治文明之邦？强者若因缺乏权力制约和监督而无法无天，行缺德违法之事，导致有权者贪腐横行，弱者便会效仿，有权使权，无权的使拳，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道德和信仰危机，腐败和乱象也就难以避免。
规章制度的制定确有必要，但若一味迷信规章制度，忽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失望不满、忧恐和冲突等情绪就会压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产生离心离德的倾向，出现 “躺平” 等现象，降低工作效能。这会迫使组织更多地使用制裁和惩罚权，进而造成激烈的心理对抗，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损害制度尊严，使其失去意义，逐渐陷入管理混乱无序，甚至组织基础崩溃。
因此，解决腐败和乱象的关键在于解决思想意识问题。思想意识体现为人们的价值选择，其结果影响着人们对道德良知的认知判断和行为，直接作用于社会、组织、个人的行为及组织各要素，对组织制度、决策目标乃至管理方式起决定作用。反之，组织制度等对思想意识等因素也有强化作用，二者相辅相成。
外因是腐败产生的诱因，内因是腐败发生的基础。王阳明《心学》中 “致良知” 观点认为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在实际生活中，“人心” 即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选择。只有拯救人心，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若人心不正，则诸事皆不正，改革或反腐便会让国人反复折腾。国家、政府和百姓都会被折腾的筋疲力尽了，难以取得成效，且代价沉重，最终仍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腐败和乱象问题依旧无法解决。
综上所述，腐败会导致生命有机体和事物系统的解体，失去人性的自律和他律会加剧社会的腐败。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在于使人不想且不敢贪腐犯罪，起到自律作用，安定社会、净化人心，增强社会免疫系统能力。规则法律侧重于对犯罪后的惩罚，对腐败者有吓阻的他律作用。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道德与规则，二者并用才是治国之道。
由此可见，如今要遏制腐败，需借助中华传统敬畏天地的道德文化，加强公民教育，健全民主法治体系，促使人们弃恶从善，如此方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腐败乱象难以控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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