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是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形式。一方面，传播活动是交往行为的主要环节，“我一你”关系的建立，依托于人与人之间进行的语言对话、信息分享、思想交流的活动。
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某种联系是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基础，现实生活中相遇、相交到相知的两个人必然以亲缘、地缘、学缘、仕缘等关系为纽带，传播主体的人际交往网络实际上规定了传播活动发生的可能性与信息流动的方向。
如果仅以人际关系为观察角度，文学传播场域与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相重合，每一位文人就是一个节点，既将自身的文学信息对外传播，又接受其它节点传播的信息。拟以南宋文学家杨万里和陆游为例，通过比较二人交际圈和交流行为的差异，分析二人在这个系统中的地位区别。
一、学术渊源与社会地位
杨万里祖上三代未入仕途，家世不显，但吉水杨氏以诗书传家，门风清白。杨万里所师法之人皆有不凡之处，王庭珪、刘安世皆当世正人，忠直刚决之名闻于海内。张浚、胡铃、刘廷直皆为二程后学，接续伊洛正脉。杨万里博览经传，尤精易学，有《诚斋易传》行世，可见其道学学统的继承。
南宋时，道学逐步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学者可以借此得到统治阶层的承认，可以与同道者建立牢固的交往关系。杨万里在学术圈的影响力，推动了他的诗名的提高。与杨万里相比，陆游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向学生涯与家庭教育环境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其父陆宰为饱学宿儒，收藏图书万卷，陆游幼承庭训，致力于儒家经典的学习。
陆游一生最为服膺曾几，他与曾几的交往也是通过陆宰的交友关系而实现。陆游久闻曾几之名，但难得一血之缘，适逢曾几为拜访陆宰而来，遂拜入其门下。曾儿问学于大儒王萍、胡安国，在学术思想上以程颐为祖，著有《易释象》丘卷、《论语义》二卷，亦是当时有名的学者。陆游以传茶山衣钵自期，但他向曾几问学则主耍是请教诗法疑难。
陆游称曾几以学术见称于吴越之地，而以诗歌名动天下，这一评价虽是针对现实而发，但也暗寓着陆游的评判与选择。经术道学既为国家政教之根本，也是个人立身应世所必需的才能，诗歌只是治学之余事。但诗人若有所成就，文学声誉也可以盖过学术影响，一样名动天下。在道学与诗学的比较中，陆游虽然并未将二者截然分离，也没有明确做出选择，但观其言行，不难看出他重视诗学，力求以诗名世的想法。
陆游家学渊源，却未能建立起自己的道学家形象，这固然是性好使然，是个人的取舍。但学术思想上的家学传承与时人取向大相抵樗，也是陆游不能以道学名世的重要原因。陆游之祖陆佃为王安石及门弟子，大力推崇荆公新学。
陆游对王安石的学术地位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其仰慕倾服之意可见一斑。陆氏家学传承，多有子弟精研王安石学术思想。陆宰曾有《春秋后传补遗》，其族伯父陆彦远笃好王安石《字说》，陆游早年就学深受父执一辈的影响，后人研究宋代学术源流衍变，即将陆游列入王安石门下。
南宋时，王安石的新学受到激烈地批判，理学家或指斥其说内涵不纯，非儒家正论，更甚者直接目为异端邪说；或责难其人祸乱天下，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最终为宋最高统治者所接受。所谓道不同，不相以为谋。陆游虽与当时理学家张秋、朱熹等人都有所来往，但众人大多未将陆游视为学识精粹，思理纯正的宿儒，而是极力称颂其诗名，较少推崇其学术思想。也就是说，陆游无法借助学术圈的影响力，提升自己的文学声誉。
二、人际交往与时人评价
向学生涯同时也拓展了杨万里的交游圈，为其提供更多的交往对象。由于杨万里出身寒素，地居偏僻，通过亲缘、乡缘建立的交游关系无法与出身名门望族者相比。亲戚乡党当然有意。但相比之下，学缘可为文人提供更为广泛的交际网络。由于杨万里先后于多位师长门下就学，结交的同门也相应增加。同门之间往往相互称引介绍，进一步扩大了交往的范围。
如学弟刘浚，则是经同学介绍而结交。又杨万里久闻刘芮博学力行之名，但无缘一见，因其师张浚而得以结识。其后得刘芮文集，并为之作序。师门之谊将众多年辈相差甚远，出身各不相同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并使他们保持长久且密切的来往，形成结构复杂、关系紧密的人际交往网络。
杨万里学有渊源，颇得时望，其交际圈中存在一个以学术关系为纽带所组成的群体。在与这一群体的交往中，杨万里更多地表现出学者的形象，但两者的双向信息互动中必然包含文学信息。杨万里自然是广泛阅读王子俊的文章后，方才有此评价，而这一评语的流传，为王子俊的文学成就增色不少。道学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不以文学留名后世，但其成员数量巨大，交际广泛，作为文学信息传播的潜在接受者，对于杨万里文坛声望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网中，每一个节点能连接的节点越多，意味着能联系的信源与信宿越多，通过的信息量就越大。在现实生活中，广泛的人脉意味着文人拥有为数众多的潜在传播对象，其作品、名声与影响力涉及的范围大大拓展，人际交往行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的文坛地位。
人际关系与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社会声望一样，都是文人拥有的重要资本。杨万里具备一个相对固定的接受群体，便于扩大影响、形成声势，成为诗坛领军人物。反观陆游，他的交往对象大多在仕宦生涯中结交，多为一时应接，难以保持长久且稳定的联系。虽然大都佩服其诗歌成就，却少有人为之鼓吹，自然难以成为诗坛盟主。
三、诗集刊刻与朋友赠与
陆游出身士大夫世家，其家富于藏书，绍兴年间朝廷建秘书省，征集天下藏书。还曾作《书巢记》，描绘家中藏书堆积如山的情景。可贵的是，藏书家陆游不仅享受坐拥书城的快乐，还以刊板传书的方式，将此乐与众人分享，为当时的文化传播事业做出了贡献。所谓的“平生意”，前者是对先贤的敬仰；后者则是刊板刻书，俾使流传的心意。
陆游诗歌的结集刊行，对于他自身诗名的提高、时人对他的评价、后人对其诗学的知识积累和渊源考索，都是极有意义的。
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乃是陆游诗学渐进的结果，不是他认识到书册刊印，流布天下的传播意义后，有意塑造自我形象的策略。但《剑南诗稿》为精校之本，具有更重要的传播价值。一经刊行，流传广泛，在当时文坛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文人无不争相一睹是书真貌，当时诗人多有诗吟诵。杨万里有《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楼鏡有《题陆务观诗卷》，刘应时有《读放翁剑南集》，戴复古有《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
《剑南诗稿》以印本形式流传，较之抄本，传播优势更为明显，既可化身千万，流于无穷；又能易于保存，传之后世。然而这些说法都只是对印本的总体传播趋势的分析。在具体的传播环境中，《剑南诗稿》虽然有刻本传世，但并没有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刻板刊行的参与者都是陆游的门人子弟，是出于陆游的关系和个人兴趣才开展这一活动，并非出于经济动力的驱使。因而陆游在世时，《剑南诗稿》仍然其是在人际交往圈中传播。
如姜特立诗《陆严州惠剑外集》，从诗题就可知其获得诗稿的原因是陆游的馈赠。可见他也是通过交往对象辗转获得此书。后人往往指岀陆游的诗作已刻板流行，强调印刷传媒的巨大力量，那么陆游名传天下自然是顺理成章。实际上陆游主要是通过人际交际网络传播自己的诗集，并未取得如后人想象中的传播效果。
在对待少年所作时，杨万里比陆游更为彻底，不仅仅是没有收录其中，而是直接毁弃，完全遏制其传播的可能性，淳熙七年，杨万里寄《西归集》与范成大，这里已经显示出杨万里传播诗集行为的四个特点，一是传播行为缘起于朋友索诗，故编诗集以寄赠。
二是表现出传播的精品意识，不敢以薄陋之作示人，以免有损自身形象；三是此诗集可能为手抄之作，不一定是刻本；四则是诗集传播行为的连续性，如《西归集》虽是应范成大之请而编成，却不是以范成大为单一传播对象。杨万里还将此诗集赠与其他朋友。
实际上，虽然杨万里并未与当时的书籍岀版产业有密切的联系，但由于他经常将诗集出示给朋友，因此有人代为行事，刊刻诸诗集传世。试举一例，杨万里曾收到朋友刘涣所赠的诗集刻本，“得故人刘伯顺书，送所刻《南海集》来，且索近诗。于是彙而次之，得诗四百首，名曰《朝夭集》。寄之”
而上文己提到刘涣还想向杨万里索取《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朝天集》，可以推测刘涣或许掌握着印刷媒介，乃是一位文化商人，因此才会不断向杨万里求取诗集，并将刻本奉上。人际交往的延伸，接触到印刷传媒，进一步推动了杨万里诗歌的广泛传播。在利用印刷传媒的策略和效果上，杨万里与陆游并无明显差距。
总而言之，陆游与杨万里诗歌成就相近，后世齐名并称，但当时二人的诗坛地位却有所区别。杨万里在人际传播上的优势地位，使得他更容易建立诗坛上的地位，获得时人的赞誉。而陆游虽然较多地接触印刷传媒，却并未脱离人际传播的范围。他刊刻文集，却没有明确的传播目的，似乎只是自娱自乐，与杨万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二人时名的先后之别，正是文学传播效果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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