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氏县期中考试卷子八年级

尉氏县期中考试卷子八年级

首页技巧更新时间:2024-12-15 20:59:54

一、西安市风声鹤唳

抗战胜利,大众以为可稍稍松一口气,吸点民主自由空气,谁知事实大大不然,美帝国主义和蒋帮的军官士兵更骄傲横行,军政官吏更变本加厉、任意高压,于是内忧起来了,西安市也搞得风声鹤唳。

是时西安警备司令韩锡侯他调,由周嘉宾继任,周是张治中的女婿,德国留学生,胡宗南见好于张,擢周此职,周奉职很谨慎,但是资望不孚,遇困难无法解决。

兹将1946年春季西安几件重大事故列述如下:

1.政党的斗争:

重庆虽然被迫允许公开组党,而外地还无敢尝试者,但在西安市首先发难,以是军政当局使出阻压手段。

(1)民盟:民主同盟派中委杜斌丞(闻系杜聿明之叔)回西安组织分部,他以杨虎城旧属为基础展开活动。

一位律师王任为杜的助手,被省主席祝绍周衔胡宗南密嘱栽赃诬陷,以贩毒为借口,把他杀害,其后杜亦遭惨杀。

(2)民生共进党:是由我樊崧甫发动的,我在重庆和洪门弟兄协议后,由五圣山信廉堂堂主张子廉通知在陕的礼德堂弟兄以我代理堂主,借此基础组党。

礼德堂堂主原为明德,在陇海铁路线上拥有群众,任河南挺进军副总指挥,抗战胜利后被特务别动纵队司令刘慕德袭捕活埋杀害,部众涣散,无所归依,旗牌一到,当然表示欢迎。

我从重庆回到西安,信廉堂会办张子翔(张子廉大哥)和陈惕如(江苏常熟,通商银行西安分行经理)、李春圃(河北广平,平汉路机务段长)、顾锦章(江苏海门,西安军政部第一织布厂厂长)、陈念祖(江苏江阴)、田性源(中孚信托公司经理)纷纷来谒,并设宴为我接风。

我恃历史上颇建军功,蒋介石对我感情不坏,有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的地位,国民党已宣告组党自由,可冒险尝试。

但是身为现役军人,且与国民党有历史悠久关系,蒋对我压制是振振有词可藉的,因此不敢居其名而操其实,遂用向松坡、张子廉、宁武、席振铎和我五人为发起人,在西安成立民生共进党筹备委员会。

我怕蒋干涉,曾电蒋说是协助国民党的,并将民生共进党党章草案寄给蒋,蒋不复。

国民党陕西省委张守约、赵和亭曾和我说:“蒋将以戴笠所部一班人寄托在你所筹备的党内,你看怎样?”

我说:“我办政党是独立的,不容许政府来左右,万不能容这些人插进来。”

但是该筹委会经济上非常困难,拿开堂的人会费来维持。

当我在西安的时候,还没有受公开的阻挠,但派特务钻进来侦探究竟,是势所难免的。

我离开西安后,储存的四百多万元被张子翔抽鸦片吸得精光,该组织也因而瘫痪。

2.美国空军的撤退:

2月间一个夜里,西安西门外忽然红光烛天,炮弹、炸弹、枪弹轰鸣,我和居民疑有急变,寒天披衣下床,我立电向警备司令部询问因由,据复系美国空军撤走,焚烧残留军用品,因未公布,惹起居民惶乱。

翌晨我驱车前往查察,询知美军以有些秘密军品,怕留下来中国仿造,作为废品,概行烧毁, 这是治外更治外的法权,中国党政军民任何机关概管不着。

3.军官总队风潮:

第一战区编余军官的第一军官总队,驻西安西门外苗圃附近,总队长是袁璞,因扣留储金及眷粮,队员不能赡家,于1946年2月中旬发生暴动,警备司令周嘉宾打电话报告我说:“军官总队队员以经理不公开闹风潮,夺取守卫部队枪枝,包围总队部,并马上出发,要冲进城内攻打警备司令部,请设法制止。”

我问:“为什么不请胡长官去?”

周说:“胡长官怕为难不敢去,迫在眉睫,务请主委救急。”

我急忙向西北补给区施北衡司令借了一辆小包车赶去,到了西门外左转弯向苗圃时,队员们已率队来攻城,我下车拦住他们,我告诉他们:“我是军风纪巡察团主委樊崧甫,来给你们分明是非,有什么委屈给我谈。”

他们折回去了,我进大门见队员们在集合场上一起一起地谈,我询知袁璞还在里面办公室中,就去找他,在他的房门外有一段矮土墙,一个卫兵作跪射姿势瞄着枪预备放,我想真愚蠢,一个枪手怎对付几千队员?

袁璞见我去,真像得到救星一样,他把闹事情况报告我,我问他号长在么?

他说在。

我嘱他叫号长吹紧急集合号,把队伍集合,听我讲话,队员们应号声集合了,我想群众情绪是好的,只是官长无能而心中有鬼弄出来的。

我对他们训话,首先褒扬他们抗战功勋,勗勉他们保护过去卫国的荣誉,申述中央对他们的关怀,总队里对他们有什么关顾不到的事情,尽可向巡察团报告,我团当秉公办理,万不可凭枪杆威胁。

大家都是带兵官,以个人来拼命,同警备队士兵开火,甚化不来,并且没有这个必要,他们有什么事可举代表来谈。

他们怕代表吃亏,不肯推举,我告诉他们:“我来是善意的,不带宪兵,也不带手枪,不危害那一个。如我有恶意,你们每人给我敲一个小指头,就可叫我粉身碎骨,你们有话尽可出来讲。”

后来他们提出三个条件,对于发还储蓄金、及时发给眷属粮等我都答允他们照办,对于撤换周嘉宾、惩凶恤死一节答应考虑,形势总算缓和下来。

但是袁璞等威信没有了,队员们纷纷自由行动起来,结队入城,吃大馆子,闹酒店,不给钱。

警备部队不敢过问,因为风潮初起时,警备司令部派兵镇压,队员冲到城里,向周嘉宾请愿,周回避不见,把大门关起来,卫兵开枪打死队员, 队员们要求撤周惩凶恤死,把周压服了,再不敢去管他们,闹得满城风声鹤唳。

在我团离西安迁郑州时,西安各界为我们设宴送行,队员们就拥进去,大众瞠目不知所措,经我说服他们,始退去。

后来经我用釜底抽薪办法分化了他们:

建议第一战区长官部将第一大队迁韦曲,第二大队迁韦东,第三大队迁宝鸡,秩序始较好转。

胡宗南为什么怕这些队员呢?

为他在军官总队挂了三千余名空额,有了亏心事,就不敢和他们见面讲话了。

4.部队长克扣编余军官佐薪给的纠纷:

部队编併、编余军官佐送军官总队收容训练,有的部队迟报编併日期,少发编余军官佐薪给,部队长克扣一大批粮饷,编余军官到了军官总队,一段期间弄得薪给无着。

往返查账,原部队编散部队长本身也成为编余军官到他处报到去了,更难查对,第三补训处处长梅汉波即以此被控诉受到查办。

二、黑云压城在郑州

我到重庆谒蒋时,军委会办公厅告我准备移居北平,我回西安后,向军委员请示北平办公地址与运输工具以及年老委员吴建常、体弱委员赵和亭可否留陕问题。

至3月1日奉令:

将我团番号改为第二,巡察范围扩大:北至北平,东至徐州东海,东南至浙西,南至皖鄂,团址移郑州。

是时团的委员经过调整,人数较多,计:军委会特派的主任委员樊崧甫、副主委马青苑、关颖凯,军参院遴派委员:何英、刘卓、关义之,军委会遴派委员:汪以诚、陈起,监察院遴派委员仍为吴建常,参政会遴派委员赵和亭(兼国民党陕西省委),军政部遴派委员:芮勤学、张俊甲。

马青苑、吴建常、赵和亭系陕人,留恋家乡,芮勤学出勤山西,其余人等于1946年4月24日乘车离开西安,25日至陕州,26日至洛阳,宿于安乐东街九十军的招待所,27日到达郑州。

离陕之日,西安各界齐集车站欢送,独缺军方,其后胡宗南的副官处长赶到,对我说:”不意今日欢送如此人多,请少待片刻,军乐队就到。”

我说:“何敢劳驾长官部,我们同是军人,巡区内来去,没有欢送必要,谢谢长官的盛意。”

但是军乐队赶来了,真是锦上添花。

途中所见是战争残迹、疮痍未复,洛阳西宫但存断井残垣,人民的贫困可以想象。

车到郑州,夜已八时,刘峙派参谋长赵子立、处长袁亮甫等到站欢迎,也有洪门群众来迎接。

先驻西大街一百号商会旧址, 后移至长春路卅一号,开始新区域的巡察。

1.夏季巡察分工(分京沪杭、陕甘、山东、河南等区巡察):

主委樊崧甫分巡京沪杭,关颖凯代主团务,副主委马青苑、委员吴建常,赵和亭分巡陕甘,张俊甲分巡青岛、济南,关义之分巡豫东、豫南,陈起分巡徐州,汪以诚分巡江浙,郑州附近由委员何英率同秘书左右、正军法官刘芳林巡视。

我除执行巡察任务外,把主要精力用在扩大洪门力量、组织民生共进党郑州分部上。

2.郑州方面国军积极备战(刘峙、胡宗南等将领积极备战):

我巡察团到郑州时,郑州市内巷战设备尚未撤除,连接收的军用地图也堆置一大幢房屋内未曾清理。

西面潼关、陕州、洛阳、汜水沿线隔黄河与共军对峙,北面新乡、东明胶守漫长碉堡线,东面尉氏、太康常遭游击队袭击,南面面临鄂豫皖边区威胁,十室十空,民心涣散。

这样不利形势,说明国共宜和不宜战,但是刘峙、胡宗南等承蒋之命,不甘失败,积极备战。

(1)胡宗南派副长官裴昌会驻郑,设第一战区指挥所,指挥潼关、郑州间沿河守备部队,事事用电报、电话向胡请示,等于一个传达所(先是范汉杰驻郑,后范调东北,由裴接手)。

(2)蒋介石飞郑州晤刘峙密商:

5月间蒋秘密飞至郑州与刘峙协商军机,没有通知我,及我知道,他已飞走了。

(3)陈诚飞郑州晤刘峙密商:

5月中旬,陈诚飞到郑州,刘峙通知我同往迎接,陈只询我军队纪律情况,没有让我参加军事会议。

但是我想这些巨头飞来飞去,大战迫在眉睫,国民党统治行将命终正寝了。

(4)刘峙召开绥靖会议:

在蒋、陈飞到郑州后,刘峙召开绥靖会议,这一次会议是作战动员。

刘邀我参加,会议开了五天之久,到会的我记得有刘茂恩、刘汝明、冯治安与冯的参谋长张克侠以及中央嫡系的各巨头(胡宗南未来),内容当然是对共军作战。

刘峙让我讲话,我预先准备了六条的稿子,印发到会的人,我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严肃纪律,争取民心,各县联防,不分境界, 保卫团互相支援,军队集中,伺机打击共军主力,不为局部所眩惑,积极攻击碉堡战术。

要求勿分散兵力,碉堡战术是我在江西“围剿”积极提倡的,但在抗战后,共军的范围扩大了,部队力量可能攻坚拔锐了,这种小碉堡,不再能限其马足,成为徒然分散兵力束手待毙的蠢物,因此狐埋狐搰,不要他们东施效颦。

但是当年唯恐他们不听,今天又怕他们过于信任了。

3.河南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回报存在许多问题。

(1)刘峙家庭纠纷:

刘峙是江西吉安人,少年便有个养媳妇太太,这位太太泼辣得很,拉拢蒋介石及何应钦的太太压制刘,刘峙后来弄了一个家庭教师王氏作姨太,家庭里常起勃谿,左右也分成两派系。

(2)将帅不和:

刘峙任何事不敢负责,事无大小都请示老蒋,部队是杂凑的,胡宗南名义上受他指挥,但实际上是他听胡指挥,内部矛盾非常深刻化。

(3)党团难合作:

国民党操持在西西(C.C.)系手上,三青团操持在复兴社手上,在地方上争权夺利,背道而驰,根本不能合作。

(4)别动队横作横行:

特务系统的别动队,不受地方军政长官指挥,随意散发枪枝,肆行屠杀。

(5)贪赃枉法成风:

蒋帮所有机关和职员,利用职权进行贪污,已成风气,非法经营,触目皆是。

(6)平汉路黄河铁桥行车难:

郑州北平汉路黄河铁桥在抗战期中炸毁,胜利后未经根本修复,载重量弱,列车须分段通过,每次火车要在桥头站等候两小时以上,铁路寸断寸流,行人嗟叹。

(7)战地遗留炮弹、地雷阻碍农民耕种:

抗日战争中炮弹入土未发及埋藏地雷,农民在耕地时偶尔触发,常炸伤人畜,阻碍农业生产。

(8)刘汝明部队纪律不佳:

驻在尉氏、长葛一带的刘汝明部队纪律不良,与居民关系不好,和人民有冲突。

三、京沪杭巡察和巡察团的撤销

5月中旬奉军委会电令:上海接收人员贪污枉法,声名狼籍,着该团查明克办。

我想劫收案闹得满天风雨,事隔半年多,何从查起,况且汤恩伯、钱大钧、李及兰都是蒋的宠儿,蒋明明知道他们贪污成性,派他们去接收,就是叫他们去发一批大财。

各界控诉厉害了,发一道命令要我团去查办,把这责任转移到我头上来,真查真办,那就拂蒋之意,不查不办,就将罪名诿在巡察团身上。

我决定来一个大张声势,查而不办,了此一重公案。

我通知中央社发了一个新闻电稿:“樊崧甫定于宥日赴京沪一带巡察,查办上海接收贪污案。”

吓唬这些贪污大员。

1946年5月26日我和委员刘卓、总干事胡志锐从郑州出发,当晚到达徐州。

27日上午应徐州绥靖主任顾祝同邀请陪同校阅装甲兵坦克车团第三营,该营长郭守仁是我二女琼芳的夫婿。

顾留饭,我要他帮助我民生共进党发展,他以洪门与顾亭林有关,允许扶助。

下午分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兼市长滕杰(俊夫)、警备司令李默庵、兵团总司令冯治安(仰之)及其参谋长程希文、绥署交际处处长王一舟、银行经理滕倬(云汉),28日接待各界了解情况。

我在徐所见有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郝鹏举被逼投共案。

奸伪徐州绥靖主任郝鹏举在日寇投降后投蒋,但抗拒让防,蒋以重兵压逼始东移,投归解放军,后蒋使周佛海秘密接洽,郝又叛变,为解放军追获伏法,而周佛海以此功减处有期徒刑十年。

第二件是徐州铁路两侧帐篷累累,住难民数十万(都是山东、江北一带的土豪地主和贪官污吏)。

据顾祝同云,将组织还乡团,以部队掩护他们回家。

第三件是特务人员以肃清汉奸为名,掳人勒赎,有两个人被特务捕关两个月,化了些钱放出来,旋特务探知此两人还有财产未尽,又把他们逮捕,关在牢里,不审不释,有钱者生,无钱者死,暗无天日。

陈诚以坚决反共博得马歇尔欢心,凭藉美国顾问的建议,向蒋说:

"主席年事已高,万机丛集太辛苦了,我年轻些,军事方面, 让我负责,成功是主席的,有错误我替主席担当,所有军事人员由我代见,每天定时向主席汇报。”

蒋答应取消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

陈诚把权力集中在参谋总长身上,国防部长只出席行政院会议,自己任参谋总长,而以白崇禧任部长,军政军令集中,委员制完全取消。

这一改组,把何应钦、徐永昌一班前辈完全摔下来,他单独包办了军事,扬言三个月平定“赤匪”。

我到南京找不到住所,只好在顾祝同的转运处暂住两天,再搬到南洋旅馆一间小屋里住着,30日去军委会办公厅见了副主任姚综,他说:“你来得正好,明天以后我会停止办公了。”

我问为何?

他把详细情况告诉我。

我一想糟了,军委会既已撤销,巡察团无所依附了。

不期然地四个巡察团主委都到了南京,登记谒蒋,侍从室悉通知由陈诚代见。

此时陈诚忙于布置改组,哪有时间接见我们,把我们在南京搁留若干时日。

各巡团正副主委张贞、金汉鼎、倪弼和我开了几次谈话会,研究存撤问题和团隶属主席抑隶属国防部问题,大家主张团有存在必要,并应直隶国府主席,于是用书面呈报于蒋。

不复。

我见到陈诚,问陈对巡察团如何安排?

陈询我意见怎样?

我说: “贪污风盛,巡察团不应撤销,还须加强。”

陈说:“正考虑中,你可同悔吾兄谈谈。”

我和次长郭忏见面一谈,他说巡察团没啥用处,主张撤销。

我回来和各友团传达,张贞说:“郭悔吾在第六战区副长官任内,因贪污被我团弹劾,受过处分,现升充参谋次长,一定要报复了。”

果然在国防部会议上郭力主撤销,通令于9月底结束。

我凑未结束前,仍到沪杭一带巡察,在上海所闻如五子登科(条子、女子、房子、车子、票子)、有条有理,无法无天(有金条就有道理,无法币即无天理)。

但是军委会已取消,也就难过问了。

我在南京得到巡察团撤销确息后,即电告代主委关颖凯分电出巡委员定期归还郑州,7月初我回团办理结束,我在西北筹备的民生共进党,也由胡宗南、刘峙通令和民主同盟一起取缔。

我问刘峙凭何理由干涉人民结社自由?

他说:“我和哲山兄同学同事,随事应帮助你。但这是委员长命令秘书处肖处长发来的密电,我不得不执行,你能叫肖处长来电,我立可取消通令。”

我在西北的组党问题也就烟消云散。

此时国共双方业告决裂,河南方面战氛四起,离郑州卅华里即有共军游击队展开活动,9月下旬以陇海铁路不通,我团绕道平汉路至汉口转船回京,巡察团宜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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